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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守望教会户外敬拜问题解答(一至四)

北京守望教会户外敬拜问题解答(一)
  1、我们为什么要进行户外敬拜?

从消极的角度说,教会决定“户外敬拜”是在无可选择之中被迫作出的一个决定,可能不是最好的决定,但是在这个时刻不能不作出的决定。现在聚会的“老故事餐吧”已经多次请求教会离开,寻找其他的聚会场所;教会新近找到的、以教会名义签下的锡华商务酒店又以各种借口不履行租赁合同;教会花了二千七百万购置的位于大恒科技大厦二层的场所,因为政府部门的介入,历经一年三个月仍无法从开发商手中拿到钥匙。教会在这一年多时间中居无定所,今天再次面临无论怎么样都无法解决聚会场所问题的艰难处境。

从积极的角度说,我们相信,教会今天遇到的难处,也是出于耶和华神。“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神把他的教会带到这个在人看来没有任何出路的境地,是要再次挑战我们的信心,反思他这几年带领守望教会的异象。我们相信,这几年无论是登记、整合还是建堂,教会始终行在“山上的城”这个大的异象之中。在建堂没有一个清楚结论的情况下,仅是出于外在压力而分散聚会有违神对守望教会的带领,必然导致教会的分裂,而让撒但的计谋得逞。因此,“户外敬拜”是沿着神带领方向的一场属灵争战。

 2、教会进行户外敬拜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从我们主观的意图,进行“户外敬拜”单单是为了敬拜我们的神。圣经告诉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可停止主日聚会;并且我们认为,作为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不当因为某个领导或某个部门一时地决定我们可以或不可以用某个场所,教会就改变自己的主日敬拜方式。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意是,即便有来自环境的压力与难处,我们仍要像但以理一样,照着我们素常当作的,一周一次在主日一同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向他献上我们的感恩、赞美与祷告。

当然在客观上,我们在户外的敬拜也可能会向政府有关部门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参加主日敬拜是基督徒信仰生命中最为基本的需要。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纳税公民,他们主日聚会的场所,无论是购置还是租用的,都当受到政府部门的保护,而不应遭到横加拦阻。如果守望教会能够平安地使用自己所购置或租用的场所,对于中国社会今后的政教关系来说会是一个良性互动的开始。

 3、从法律角度如何看教会的户外敬拜?

户外敬拜的性质是宗教礼拜活动,而不是集会游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二条明确说明,“文娱、体育活动,正常的宗教活动,传统的民间习俗活动,不适用本法”。而我们理解“正常的宗教活动”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36条中所规定的,“公民具有宗教信仰自由”,以及中国政府所认可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8款中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解释:“每个人都拥有思想、良心及宗教自由的权利。这个权利包括他可以转变其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或以个人或以群体,或公开或私下,通过教导、实践、敬拜或仪式来表达其宗教信仰的自由。”因此,所谓正常的宗教活动就是信教公民按照自己信仰之教义的要求、以这种宗教的传统方式所进行的敬拜或仪式等活动,只要这些活动不违反中国法律。

我们认为宗教部门用来作为执法依据的《宗教事务条例》是一个无论从立法程序还是内容方面都严重违宪的部门法规。出于对中国法律的尊重以及基督徒的良心,我们无法从积极意义上去认可并顺服这样的法规,停止在政府所认可的“三自爱国会”之外的场所进行的主日敬拜聚会。但我们仍然遵从圣经的教导,出于对在上掌权者的尊重与顺服,愿意在消极意义上顺服这样的法规,即无条件地承担因为不认可依据这种违宪法规所做出的停止聚会的裁决所应承担的任何后果。

4、教会这个时候进行户外敬拜是否会被卷入政治风波?

首先,“这个时候”不是教会所选择的。有关部门在“这个时候”让教会失去所有可能的聚会场所,迫使教会不得不做出一个别无选择的选择。我们作为教会会尽力地避免让自己的宗教活动被染上政治的色彩,但是否能够避免则不由我们决定。不过,教会在主日的告会众书中也明确地表达,但若有人硬要借着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以政治的罪名陷害教会,愿主鉴察和审判。当年我们的主耶稣被人戴上了政治的罪名时,他仍然顺服父神,背着十字架走向各各他。“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同样,为了敬拜上帝,我们也愿意面对被人加上政治罪名的风险。

在现今动荡不安的社会处境中,作为上帝的教会,我们非常愿意分担同胞的疾苦和国家所承受的稳定压力。但在政府部门不顾公民权利的维稳与众多同胞的基本权利被剥夺发生冲突之时,“户外敬拜”虽然在主观意图上只是为了教会自己敬拜上帝的目的,教会的选择客观上还是让自己站在了所有孤苦无助者的一边。

  5、什么情况下我们才会停止户外敬拜?

2009年11月教会两次户外敬拜后回到室内的决定,让不少的同工与弟兄姊妹感到不理解,这主要是教会带领层第一次经历此事没有太周全的考虑所致,是教会带领层的亏欠。所以这次我们明确地设定了停止户外敬拜的四种情况。

首先,我们在得到政府部门正式凭据让我们找室内聚会的场所,并且我们确实找到了这样的场所后,我们会回到室内进行主日敬拜。2009年11月,我们在得到政府部门的默许后,出于对政府的信任,我们选择回到了室内。但去年5月、8月以及当下政府部门三次拦阻我们租用新的聚会场所,已经失信于教会。所以我们这次需要政府部门更为正式的许可。

其次,允许我们进入自己所购置的大恒科技大厦二层的场所。那个场所本是属于教会的,有关部门没有任何权利、其实也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不让教会使用;并且我们认为,让教会进入新堂是解决教会场所问题的最好方式。

这场属灵的争战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当为此做好准备,就是如果周复一周教会没有按上述两种方式获得聚会场所,那么我们就会周复一周地在户外聚会,直到今年圣诞节。那时,教会在制订新一年的事工计划时,再看我们的聚会方式以及相应的建堂当作怎样的调整。相信那个时候神会让我们看得更清楚。

当然,可能还有更坏的情况,那就是我们教会的治委会成员或某些主要同工被抓,无法继续带领教会,那么按照教会预案起来带领教会的同工,在坚持到一定时间后,可以根据当时情况做出后续的决定。

  6、户外敬拜与教会进入新堂是什么关系?

“户外敬拜”的首要目标是坚持教会的整体敬拜聚会,不给撒但分裂教会以任何的机会,至少这是我们坚定的心志与态度。

但如果神怜悯我们,为他的守望教会开路,让我们能够因此进入新堂,这是神给我们的莫大恩典。我们也认为,在租用主日敬拜场所不断遇到争战,也给业主带来巨大压力的情况下,能够进入新堂是目前解决我们教会场所问题的最好方式。

7、我们当以怎样的心态参与户外敬拜?

我们既然定性教会的“户外敬拜”是对神的敬拜活动,我们就当怀着一颗要去敬拜神的心来参与“户外敬拜”。要有这样一个“与素常一样”的敬拜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对我们的信心确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可能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自己的客西马尼园之夜,从恳切的祷告中得力,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也需要求神鉴察自己的内心,看是否存在着不平与血气的东西,把户外的聚会当作是属血气的争战。

求神赐给我们每个参加的人一颗单纯、平和、与素常一样的心,来到他的面前单单是为了敬拜他。我们相信,当我们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把这样的心献上的时候,必会蒙神的悦纳。

8、如果主日那天我不能够出门的话该怎么办?

很有可能在主日你打开家门的时候,会发现一群陌生人站在你们家的门外,其中会有人说你今天不可以出门参加敬拜。在这种情况下,不要与他们产生争执,也不要试图从他们的封堵中突围出来。如果你那个时候,因着圣灵与你同在的缘故,还有足够的勇气与信心,就平和地向他们表达,主日参加敬拜是基督徒最基本的需要与权利,他们这样做是违反中国法律的行为,并不利于中国法治社会的建设,因此良心上应当受到责备。然后,你可以转身关门,那天你就留在家中,自己按着教会发的单张唱诗、读经、祷告,虽然那天可能只是你一个人,或者只是与你的家人一起敬拜我们的主,相信神的灵会与你或你们一家的人同在,垂听你们在他面前献上的颂赞与祷告。

 9、如果我们有些人到了聚会的地方等不到可以带领的人该怎么办?

如果我们中有些人可以到达聚会的地方,大家要尽量地聚在一起。弟兄当站在外围,把姊妹保护在中间。如果等到聚会开始的时间,能够带领的人没有来(多数情况下可能会是如此),那么,我们中间有人起头唱诗,大家就一起跟着唱诗;按照手里发的单张中所印好的诗歌唱诗,读上面的经文,为今天的敬拜献上祷告,或者以主祷文共同作一个结束的祷告,大家互致平安后就可以平安地散去。

10、如果主日那天我到了户外敬拜的地方发现场地已经被栏杆封起来了该怎么办?

如果大家到了约定的地方,看到场所已经被警戒线或栏杆封了起来,我们不用越过这些警戒线或栏杆。可以就近找方便集合的地方;如果没有够大的地方,可以分为几个小组,大家一起按着已经发到手中的单张唱诗读经;如果发现当时警察已经多到不允许任何人在那个场所停留,那么可以跟认识或遇到的弟兄姊妹一起找地方,在附近任何可以停留的地方,包括餐馆等,以小组方式相互交通祷告,互致平安后散去。

 11、在户外敬拜期间我最应当注意的是什么?

我们在户外敬拜期间最当注意的是不要有任何出自血气的举动。我们不能够预测在敬拜期间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我们知道那时一定是属灵争战最为激烈的时候,任何出自血气的举动都可能被撒但所利用。如主耶稣所说,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我们不是靠着血气争战,乃是靠着在我们里面引导和带领我们的圣灵争战。具体来说,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保证不发生肢体上的冲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相信耶和华公义的神作为他军队的元帅,必要亲自为他的百姓争战。

 12、如果我因为参加户外敬拜而被警察带走该怎么办?

不要有任何反抗的举动,让他们把我们带走,就如羊被牵往宰杀之地。从内心中相信,我们只是为着信仰的缘故来到这里,为着信仰的缘故付出代价;相信主所说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能为我们心中的信仰付出代价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这群原本不配的人成了算是配为他的名受辱的一群人。

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彼前2:21—25)

北京守望教会户外敬拜问题解答(二)

1、明知在户外很难举行集体敬拜,我们为什么还要出去?

如果政府一堵或一拉上警戒线,造成我们实际无法集体敬拜,我们就放弃,那么我们早应该做出分散聚会的决定。虽然被堵在家,或无法在所选择的敬拜地点集体敬拜,但我们的决定和努力是在表明一个态度:即使在户外,我们也要集体敬拜;只有在被强力阻拦的情况下,我们不得已才分散到周围以小组的方式敬拜。

 2、我们是否仍去上周日那个地方?

是的,我们每主日还是会去上周日那个地方*。但大家到了后,如果看到警察已经封锁了那个地方,周围站的也都是警察,我们的建议是:在那里以小组或数人相约去其他地方,如公园、餐馆等地方,一同按照教会发的敬拜资料进行敬拜、交通与祷告。我们希望弟兄姊妹注意保护好自己。

3、个人去还是大家相约同去?

如果小组或几人相约同去会更好。小组长或其中的一位能够负责起来的人联络及带领大家去合适地方。在相约的地方汇合后,如果看到我们教会确定的那个地方已经被封锁,无法进行户外的敬拜,就带领大家到事先想好的地方,以小组的方式敬拜、交通与祷告。相信神会让我们特别经历在主里面的生命相连。

  4、如果再被限制人身自由怎么办?

这次去户外敬拜,最好事先告知自己熟悉的一位教会同工及另一位教会弟兄姊妹。如果由于户外敬拜,我们还是被带走并被关在某个地方,那么,尽量通过手机向教会同工或弟兄姊妹报告你被关押的地方或派出所的名称,好让教会知道你的情况;同时心里要做好至少被关押24小时或48小时的准备。

5、如何回答有关部门的询问?

询问有关教会的情况(如有关牧师长老的情况、教会的组织等),不必拘束,如实回答就是了,因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公开的教会;涉及你个人的问题,我们的建议是按你个人良心的诚实回答就是了,当然如果你不想回答可以保持沉默,或者诚实告知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当被告知我们的户外敬拜触犯法律时,除了让他们出示法律依据外,清楚表示这是我们的信仰行为,并且愿意为这个行为承担法律后果。教会建议不写保证书,以免我们落入到良心的不安或试探当中,并且不要轻信对方所说“某某已经写了保证书”这类的话。

6、争战还要多久?我当以怎样的心态面对?

我们不知道争战还会进行多长时间,但我们相信这都在我们主的手中。我们还是当以“与素常一样”的心,面对我们每主日在神面前的敬拜,不凭任何血气。我们知道,争战可能会让我们付出代价,无论是当时在现场被关押,还是随后在所租住的地方、工作的单位,甚至在家庭中受到压力;但我们相信,我们为主所付出的,必被主记念,并且比起我们因此从主那里所得到属天的祝福,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

(圣经 哥林多后书  4:6—11)

  *  有关户外敬拜场所的思考:

这几天我们陆续收到弟兄姊妹对户外敬拜场所的一些具体建议。首先为着弟兄姊妹的积极建言感恩,同时,在此我们也愿意把治委会同工们的思考与大家分享:

(一)当初选择中关村三层平台的考虑:

1.那地方虽处繁华地段,经几位弟兄的多次考察,发现那地方平常僻静几乎没人,特别是清晨较早的时候,而且非常适合聚会;

2.那地方有很多进出口、涉及的面较大,不容易封堵;

3.如果地点过于偏僻的话,只要封锁路段后有人蓄意制造事端产生肢体冲突再栽赃,那时谁也说不清楚。这次跟2009年不同,我们必须为弟兄姊妹的人身安全考虑,因此认为必须选定相对公开的地方,而不是特别偏僻和闭塞的地点。

4.此外,既然我们已经为信仰甘冒政治风险和预备好承担一切可能的法律后果,只要避开敏感的有政治标志性的地方即可。

(二)既然每个主日我们都无法集体敬拜,那么,为什么还是坚持到原定地方敬拜?

1.无论改到哪里,按目前的情况来看,封堵都是不可避免的;

2.上次到过那地方的弟兄姊妹,已经对那里的情况有所熟悉,也知道在那里如何应对;

3.如果换新的一个地方,有些弟兄姊妹就可能得不到更换地点的通知;

4.就如“4月10日户外敬拜通报”中所指出的,既然这次的户外敬拜所表达的就是我们毫无妥协的信仰立场,而且我们也认为持守这样的信仰立场本身就是一种敬拜,那么,最重要的和敏感的已经不是地点,而是我们的户外敬拜的行动及坚持本身;又如3月27日的“告会众书”里所说的,我们既然愿意面对被人加上政治罪名的风险(而且已经行动),那么,现在重要的,不是人怎么看我们,而是神如何看我们!

愿神赐福与我们!

北京守望教会户外敬拜问题解答(三)        

        1、我们是不是还要去教会原指定的那地方?

一些弟兄姊妹提出建议是否考虑换地方,那样大家能够聚起来。但目前这个阶段,地方选在哪里都不太可能聚起来,结果都是一样的。政府有关部门关心的已经不是我们选定哪里,而是我们去还是不去。上次问题解答(二)也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大家再看一下。

  2、如果没有警戒线,我们是否要上去三层的那个平台?

上周因为二层平台没有警戒线,所以有弟兄姊妹上去,结果还没开始敬拜就被便衣警察带走了。看来这可能也会是这周要遇到的情况。我们的建议是,如果没有警戒线,而我们有信心要上那个平台,并且已作好了上去就可能被带走的准备,并被扣押24或48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人身限制,那么就照着你的信心上去,面对询问诚实地回答,平静地被带走。如果你看到那里有便衣警察,在信心中还是认为在附近找个地方与肢体一起敬拜为好,那么就在附近找个合适的地方一起敬拜。

 3、如果我与小组长或多数成员的意见不一样怎么办?

如果你想上到平台上去,但你们小组其他的成员并不想上去,或者是相反的情况,那么我们建议,你可以顺服小组长(或根据多数成员的意见作出)的安排,但你内心里坚定要上去,你也可以自己上去或者加入到其他你可以找到的愿意上去的小组。如果是你一个人过去的,那么建议你在那附近尽快找到其他弟兄姊妹。或者与他们一同上到平台,或者找合适的地方敬拜。

 4、室内外的弟兄姊妹是否要按照教会所制定的主日程序来敬拜?

我们建议,作为一个整体的教会,无论去到户外敬拜的,还是在户内敬拜的,统一按照教会拟定的敬拜程序进行敬拜是合宜的。在这特殊时期,虽然我们不能够都聚在同一场所敬拜,但我们仍然是一个整体的教会。

 5、 十一奉献该当如何来缴纳和收取呢?

建议教会的弟兄姊妹从五月份起,每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祷告会期间,可以把奉献带来投在教会专门设置的奉献箱中,财务部会安排专人收取奉献。

“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但6:10)

北京守望教会     户外敬拜问题解答(四)[修订版]    

        1、教会目前的状况还会持续多长时间?

我们不知道教会户外敬拜会持续多长时间,但我们知道这个时间在神的手中。让我们的眼睛定睛在我们主自己的身上,相信他既带领他的教会进入到这处境中,也必会带领他的教会胜过这样的环境。求神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信心中继续坚持,在坚持中能够忍耐,“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5:3下—5)

   2、在这段时间如何尽可能保守教会敬拜的整体性?1

尽管我们教会还不能够在一处有整体的敬拜,但在持续下去的这场争战之中,我们仍当竭力保持教会敬拜的整体性,为此我们建议:1)每个主日,对于决定户外敬拜的弟兄姊妹,如果门口有拦阻就留在家中敬拜,如果能够出去就尽量找小组或熟悉的弟兄姊妹一同户外敬拜,或在附近适合场所敬拜。2)尽管我们可能会在不同的地方敬拜,但我们还是在同一时间(早上8:30),用教会提供的同一敬拜程序及主日讲章,以相同的诗歌及祷告来到我们的神面前敬拜他。相信我们这种愿意有合一敬拜的心必会蒙神的悦纳。3)我们相信,出去而被带走的弟兄姊妹,虽然在那个特定时间没有来得及进行敬拜的程序,但他们在神面前全然摆上的心,也是蒙神悦纳的敬拜。

3、我们当在哪些方面作好持久争战的准备?

我们教会目前的状况有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当借着祷告使我们有更充分的信心及心理准备。为此我们建议:1)弟兄姊妹多一些的彼此探望与相互联系,彼此勉励,在盼望喜乐中忍耐等候神的时候,注意恢复体力和灵性。2)尽量参加教会的周间祷告会,以及小组或团契的活动。3)各事工部门按照自己的年度事工计划,根据自己目前的情况,恢复或继续那些可以进行的事工。4)在这段特殊时期,小组长要承担比平时更重的牧养责任,求主坚固每个小组长,使他们不仅能关怀牧养小组组员的个人生命,而且能分享教会的状况、传递教会的信息,使组员生命能保持与教会的连接。

4、在这种困境中教会如何增强牧养?

虽然有可以自由活动的教会牧者能主持教会洗礼、婚礼及团契的活动,但由于教会的一些主要牧者仍然被囚在家中,还是给牧养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这一段时间,我们会主要地通过文字牧养的方式,定期发给大家讲章、牧函、敬拜资料以及其他与牧养有关的资料。同时,让我们继续祷告,求神在这种困境中特别地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找到其他更有效的牧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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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里主要修改了第2点中的第1小点,原来的表达易于带来误解,这里主要是对决定出去的弟兄姊妹的建议。

不要把专注于信仰的教会政治化——回应《环球时报》社评

4月26日的《环球时报》(以下简称《时报》)出了一则题为“个别教会要避免让自己政治化” (以下简称“文”)的社评,文中所评论的就是近期在北京发生的守望教会户外敬拜的事情,而且就像题目所说的那样,是给守望教会的一个善意的提醒。这是我们所看到国内媒体有关守望教会户外敬拜的唯一正式中文报道,因此作为当事者的我们,有必要对文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做出澄清和解释,好让读者对此事件有更全面和细致的了解。

文中多次提到的“家庭教会”之所以被称为家庭教会,并不是因为只有家庭成员(加上少数亲朋)聚集参加,也不是因教会仅限在信徒的家里聚会。家庭教会是上世纪50年代时,一大批不愿意在信仰立场上做出妥协而拒绝参加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以下简称“三自”)的广大信众,为了坚持信仰和敬拜上帝,不得不退回到家中敬拜起始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参不参加“三自”不是一个信仰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不参加“三自”就是反革命,为此很多人被关进了 监狱;那些在信仰上不肯作出妥协的,只能在家里秘密敬拜了。过去极“左”的宗教政策,随着70年代末改革开放有所改变。这样,原先在家里秘密敬拜的所谓“家庭教会”逐渐公开聚会,并且随着人数的增长和环境的进一步改善,教会的聚会逐渐从个人的“家庭”(房子)移到写字楼等公共的开阔空间里,甚至有些地区的家庭教会盖起了教堂。尽管家庭教会经过了漫长的50多年时间,加上各地区间的差异,“‘家庭教会’的情况”确实“千差万别”,而且就像文中所指出的,“基督教近几年在中国发展很快,各地出现大量‘家庭教会’”,但是家庭教会的本质却一直没有改变——不愿意在信仰立场上作出妥协,拒绝参加“三自”——这才是真正的“家庭教会”。因此文中所说,“它与能在一个房子里容下的真正‘家庭教会’已经有了某种不同”,是对家庭教会的误解;教会最看重的不是聚会场所本身,而且也从来不以它来界定和限制自己,因圣经上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指基督)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本次守望教会户外敬拜,虽然是一个“个别教会”事件,但它所反映出来的是50多年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国宗教事务的老问题”在现时期的突显。我们承认现在的宗教环境比起过去宽松了许多,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相比于家庭教会在新形势下的发展,正是由于“原有的宗教管理系统”的严重滞后,造成了现在政教关系的张力。守望教会在过去的2005至2007年的两年多时间里,根据当时新出台的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积极主动向政府部门提出登记申请,并向国家宗教局递交了《北京守望教会 关于教会登记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从法律的途径解决家庭教会问题的意见。相反,相关部门对守望教会的回应是什么呢?相关部门不仅固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宗教政策,即不加入“三自”就不可能有合法的敬拜聚会,给予明确拒绝,而且只要信徒在家里聚会,片警不时地以“扰民”的名义干预,使教会被迫搬几十次地方;后来教会为了不扰民而租用写字楼聚会,相关部门又以得到举报“举行非法聚会的”名义冲入教会崇拜现场,要求停止正在进行的敬拜活动;而后在2009年几个部门(宗教、国保、工商、税务、刑警等部门)联合给房东施加巨大压力,强行使其解除租赁合同(那次也被迫到户外敬拜);为了拥有不被干扰的稳定聚会场所,教会信众合力奉献大量金钱购得一处能够容纳全会众的适合且能稳定聚会的场所,然而,尽管教会早已支付全额现款,但因有关部门的介入,开发商迟迟不敢把钥匙交给我们(这种情况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教会不得不再支付高额的资金租用地方,因有关部门介入,租赁合同多次被迫解除。因此,不是守望教会要“用‘宗教自由’打擦边球”,更不是守望教会要借户外敬拜有意“与社会管理系统发生对抗”,而是北京市(或是海淀区)的相关部门一直以来的作为(或者不作为),使户外敬拜成了守望教会“别无选择”的选择。

再者,文中也特别提到说,“搞政治是教会的大忌”,对此我们完全赞同。家庭教会不愿意参加“三自”,另一重要原因恰恰就是因为“三自”是政治运动的产物,是教会政治化的结果。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家庭教会都一直持守政教分离原则,坚决反对把教会政治化。为此,在这次关于户外敬拜的“告会众书”中,以及后来的“就户外敬拜的再次说明”中,我们都清楚地表明了户外敬拜是在不得已情况下的单纯的信仰行为,而不是假借宗教名义的政治化行动。无论是2009年11月的户外敬拜还是这次的户外敬拜,那些所谓敏感时期都不是教会所选择的,两次都是在有关部门使教会失去室内聚会场所之情况下,教会不得已做出的决定。2008年5月奥运前对守望教会的直接冲击、2009年六十年大庆前强行让房东解除与教会的租赁合同使教会失去聚会场所,以及在文中所说“当前政治上比较敏感的这一时刻”,守望教会所签室内场所的租赁合同又被解除……每当敏感时期发生的这些事件,到底是偶然、还是巧合,或是一种定然?

我们再次表明,守望教会的户外敬拜,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纯宗教性的问题,是家庭教会的快速成长和滞后的“原有宗教管理系统”的张力导致的宗教问题。因此,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不要把守望的户外敬拜活动政治化。把它政治化也许可以减轻有些部门的相关责任,但这不是解决宗教问题的合宜方式。我们希望政府部门能够把其确实当作一个宗教问题来解决,并且也只有将其当作一个宗教性质的问题,这个问题才有可能得到合宜的解决。其实守望教会所希望的,无非就是可以在室内稳定聚会的保证,这要求一点都不高,作为教会再平常不过了。守望教会在“就户外敬拜的再次说明”中也曾明确表示,“政府部门也会因此看到,只要教会有一个有保证的聚会场所,特别是自己所购置的场所,教会就会像2009年11月一样马上回到室内进行主日的敬拜;由此关于教会有任何政治动机的所有猜测都会不攻自破。”我们理解当前有关部门“彻底解决它并不容易,很难‘一刀切’”的处境,因此,如果无法出具守望教会可以回到室内的书面凭证,那么让守望教会进入自己已购买的场所敬拜,是最自然、最合理,也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法了。当然,此后可以建立彼此沟通的平台,一同寻求长远的解决之道,也为解决家庭教会问题积累经验,为社会的稳定及和谐共同做出贡献。

最后,我们再次请求,不要把专注于信仰的教会政治化。
北京守望教会
2011-4-27

为结束60年宗教逼迫发出声音 文/王怡

一、家庭教会是守法的代表

1955年,王明道先生写下《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成为中国教会在君王和社会面前的辩护词。几十年来,家庭教会为福音的缘故,在中国始终持守和践行着宗教和良心的自由。尽管一直受到政府打压,教会一直努力传讲基督的福音,不停止礼拜和聚会。尽管缺乏合法的法律地位,但教会仍然在当代中国形成了几千万公民的团体生活。

有人问,家庭教会违法了吗。我要坦然回答,是的。60年来,家庭教会一直在违法,在礼拜、结社、教义、教产、圣礼、布道、宣教、神学培训、牧职按立、文字印刷、儿童主日学和慈惠事工上,家庭教会都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全面违背中国的宗教行政管理及相关行政执法,已长达60年。否定这一点,就等于否定了家庭教会的道路,也否定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政教冲突的历史事实。

但是,比这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违法了吗?我们当诚实并勇敢地回答,是的。60年来,这个国家一直在宗教自由方面践踏自己的宪法和法律,在教会的礼拜、结社、教义、教产、圣礼、宣教、神学培训、牧职按立、文字印刷、儿童主日学、慈惠等事工上,都以非法的、专制的和野蛮的方式,逼迫主基督在中国的儿女和教会。

因此,我们再问,家庭教会违法了吗?如果圣经是基督徒和教会的“宪法”,那么家庭教会60年来对上帝的敬拜和传讲,正是在中国社会中遵循上帝律法和良心自由的典范。我必须说,我们没有违背那更高的、至尊的法律(雅2:8)。并且,正因为我们必须遵守那刻在良心中的法律,我们才不敢不违背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的宗教管理体系——因为这个体系剥夺和控制了基督徒敬拜上帝和传讲福音的使命。

因此,我们再问,家庭教会违法了吗?如果《宪法》被称为现代国家的“君王”,如果中国政府宣称它的权力来自宪法的赋予并应当遵守宪法。那么,我也要诚实地回答,60年来,家庭教会恰恰是在中国社会顺服君王和宪法的典范。教会顺服宪法到了一个地步,即使所有政府官员都选择了藐视宪法,甚至将那些不和他们一起违法的人送入监牢,但教会仍然一如既往地践行着依法敬拜上帝和传讲福音的宪法权利。并且,正因为我们必须遵守那在上掌权的《宪法》,我们才不敢不违背那些违反宪法的宗教行政管理体系及相关的执法行为。

家庭教会的一切诉求,在本质上都是福音的诉求。这一诉求与国家的直接冲突,聚焦在《宪法》第35条所保障的“宗教信仰自由”。换言之,社会转型、政治进步、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这些在基督徒看来也都是好的,但这些永远都不是教会的诉求。无论是奴隶制还是民主制,无论是君主还是法治,圣经教导教会都要顺服政府的权柄。总而言之,基督的教会对任何政治和法律制度都并不感兴趣;但教会在任何政治和法律制度下,都对敬拜上帝和传扬福音的自由感兴趣。

因此,在60年的宗教逼迫中,家庭教会一直以和平、忍耐的方式,成为中国社会守法的代表。主若许可,教会也甘愿在任何制度下吃亏,遵守一切不公不义的法律。事实上,60年来家庭教会就是这样行的。然而,教会唯一不能遵守的法律,就是那些试图剥夺和控制我们敬拜上帝和传扬福音的自由的法律。教会在公共层面,不能不视这些法律是“违宪”的;教会在信仰上,也必须视这些法律是邪恶的和敌基督的。

无论面对罗马皇帝还是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真教会的这一立场从来没有改变过。并且,也几乎正是基于基督教会对这一立场的近两千年的坚持和付出,才形成了现代国家和宪法制度中的“宗教自由”观念。

家庭教会的诉求,一直以来,就白纸黑字地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除了结束宗教逼迫,保障宗教自由,教会的福音使命与国家的权力无关,教会对国家一无所求。

二、不是政治化,而是政治逼迫

人民日报主办的《环球时报》(4月25日)撰文,指北京守望教会的户外崇拜,及家庭教会寻求其敬拜、传道和地方教会群体的公开化、合法化的努力,是教会的“政治化”。

即使在信徒中,我们也常常疑惑于这个问题。我认为,要理解1950年以来教会与国家关系的历史和现实,必须澄清以下几点事实:

1、    60年来的宗教逼迫,从来就不是法律逼迫,而是政治逼迫。就如主耶稣当初所受的审判,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审判(彼拉多说按罗马法律耶稣是无罪的),而是宗教和政治审判。耶稣说,“仆人不能大过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约15:20)。我要对弟兄姊妹们说,如果我们所信的这位基督,是以煽动颠覆国家的罪名被钉上十字架的。我们在受逼迫中被称为“搞政治”的,这岂不是我们作为门徒本不配得的荣耀吗?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顶着“犹太人的王”的牌子,因他本是荣耀的君王。同样,中国家庭教会顶着“政治化”的牌子,因我们本是有君尊的祭司。

2、    国家与家庭教会的冲突,从来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无论政府还是教会,都要面对这个事实。家庭教会的问题从来就不是在技术层面和行政层面的执法或违法问题。“家庭教会问题”,是因着数千万基督徒公民长达60年来对宗教和良心自由的持守,从而形成的当代中国最严重的公共政治问题之一。

3、    是政府对教会60年的政治逼迫,而不是教会60年来在行政管理层面的不合作,才导致了家庭教会问题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4、    是教会的信仰成为了政治的一部分,而不是政治成为了教会信仰的一部分。对教会来说,无论礼拜、结社、教义、教产、圣礼、布道、宣教、神学培训、牧职按立、文字印刷、儿童主日学和慈惠事工,都永远是信仰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但对国家来说,只要政府一天不承认教会有敬拜上帝、传扬福音之主权,这些问题就永远都是政治问题,而不是信仰问题。

5、    家庭教会的立场和诉求,恰恰是请求掌权者,不要再把我们当作政治问题了。这正是家庭教会坚持不加入“三自爱国运动”的原因。家庭教会因此承受的政治逼迫、隔离和歧视,已长达60年。我们已厌烦了偷偷摸摸地聚会,厌烦了和秘密警察打交道,厌烦了这个国家对福音的恐惧。谁的心里有恐惧,谁就继续在将信仰问题“政治化”。

6、    “家庭教会问题”的政治化和“教会的政治化”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教会除了以非暴力不合作方式践行宗教自由以外,是否介入和借助狭义上的“政治的”权力和手段,而导致了教会本身的“政治化”?据我对当代家庭教会的了解,我必须断然作答:我不认为任何家庭教会及其传道人有“政治化”的倾向和危险;正如我不认为任何“三自”堂会及其传道人没有“政治化”的倾向和危险一样。因为将教会政治化的,恰恰是跟从三自运动的官方教会,而不是拒绝“三自”运动的家庭教会。

7、    只有结束宗教逼迫,保障宗教自由,才是家庭教会问题“非政治化”的唯一出路。今天的家庭教会,尤其是城市教会的牧者、传道人,有责任为此发出声音。上一代的传道人,因宗教逼迫本身而为主受苦。这一代的传道人,要因着结束宗教逼迫而预备为主受苦。

三、为结束宗教逼迫发出声音

从教父查士丁的《护教辞》和初代教父们大量的护教文字,到路德和加尔文等改教家为着护教而呈给君王和诸侯们的文章、书籍,到中国家庭教会的前辈王明道先生所写的《我们是为了信仰》,主基督为他的教会,在“被政治化”的历史中,引导和开辟了一条公开护教和传扬福音的道路。

今天,上帝为家庭教会的领袖和信徒们,预备了远比过去时代更广阔的新闻传播、公共舆论、互联网、市民社会及现代法治体系的保护、允许和技术条件,我们若不能更加公开、坦然地在中国的掌权者和人民面前为基督信仰辩护,为结束60年的宗教逼迫而发声,并提出我们对福音传扬之自由和教会对教义、教产、教职之主权的主张,我们这些传道人就有祸了。

我呼吁更多的传道人一起发出声音,并请求主在中国的全体教会成员,及政府和更多的公民,来诚实面对以下的事实:

1、    1950年开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基督教会的宗教逼迫,至今没有结束;

2、    基督教会的聚会、结社、布道和宣教的自由,仍不被中国政府承认;

3、    中国《宪法》中的宗教信仰自由条款,至今形同虚设;

4、    基督徒在任公职、受教育、学术、出版上,至今受到公开或严重的歧视。

我也请求中国的掌权者,和每一个或参与或没有参与过宗教逼迫的公务人员,凭着上帝刻在你们灵魂中之良心(罗2:15),来承认和面对以下事实:

1、    195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基督教、天主教中展开响应“基督教宣言”运动的指示》,将教会视为“帝国主义的工具”,随后在历次政治运动和迫害中,将无数牧师、传道人以“反革命分子”等名义关押、枪决,迫害不参加官方“三自爱国会”的广大信徒,其中包括我们尊敬的王明道、倪柝声、袁相忱等传道人。这些政治迫害迄今为止,一直未曾得到改正、重审与和解。

2、    1950年12月29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构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报告》,随后全国19所基督教高校、200多所教会中学、1700多所教会小学及基督教的医院、孤儿院等机构,全部被政府接收。这一剥夺和侵犯宗教自由和教会财产的行为,60年来未曾得到积极和全面的改正。

3、    1982年3月31日,中共中央的“19号文件”对当时的极左宗教政策有所纠正,但仍然保持了对基督徒聚会、结社和宣教的限制和打压,从此主导了各级政府30年来对基督徒和教会的错误执法,包括罚款、拘留、劳教、关押、取缔、酷刑及其他非法措施。这一错误政策的影响迄今未曾消除。

4、    2004年,国务院违背《立法法》关于“对公民政治权利的限制必须制定法律”的规定,非法制定《宗教事务条例》。其中对基督徒的聚会、结社和宣教的宪法权利,作出诸多限制和取消,并继续将处在中共统战部和官方“三自爱国会”控制以外的广大基督徒的聚会、结社和宣教的行为,视为非法。

作为家庭教会的传道人,我为教会所受的这一切逼迫和限制,感谢和赞美全能的上帝。因为上帝许可并在他美善纯全的旨意中使用这一切,造就、炼净了上帝在中国的教会和儿女。并赐给我们不配得的,为义受苦的莫大福分(彼前3:14)。在更高的意义甚至个人的意义上,我宁愿这样的逼迫继续存在,也甘心顺服上帝的心意,预备承受更长久的政教冲突。因为这对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和那末后的指望而言,都是好得无比的。

但我们发出声音的缘故,是为着对那一切逼迫者的怜悯。他们不信基督的福音,也就不信上帝公义的愤怒和咒诅——难道我们也不信吗?

我们发出声音的缘故,是为着对那一切因宗教逼迫的阻隔而不能更自由、更有机会听到福音、来到教会的同胞的怜悯。他们不信基督的福音,也就不在乎他们失去了什么——难道我们也不在乎吗?

我们发出声音的缘故,更是为着我们在受逼迫中常常的软弱。“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太26:39)。我们承认,在这常年累月的逼迫和限制中,基督徒也常有胆怯、惧怕,常带血气,苦毒,甚至在受苦中也难免自义、骄傲。因此,我们不是追求宗教自由的英雄,我们乃是求告主基督,早日使我们在这时代远离试探,脱离凶恶。免得我们“被压太重,力不能胜”(林后1:8),而羞辱了主的名。

60年前的中国政府,曾威胁每一个基督徒,把自己的名字和身份交给凯撒。从1950年到1954年,有41万基督徒(约占当时基督徒的50%)自愿或被迫在“三自爱国宣言”上签名,公开背叛主基督和他的教会,也被迫退出了公共社会。

60年后的主的教会,也需要呼召每一个基督徒,再一次,是为福音的缘故把自己的名字和身份交出来。我们有责任以某种相似的方式(另一场呼吁、发声、请愿、护教和签名运动),在掌权者面前公开自己的认信,为福音和教会辩护,靠着基督的宝血,洗刷中国教会背主的耻辱。

我们需要的并不是一场宗教的“维权运动”,我们需要的只是一场真正的福音运动。我们的声援、请愿和发声,是与家庭教会在当前城市化和社会转型中的一场前所未有的福音预工运动及城市植堂、堂会转型、宣教运动及福音的文化使命密切相关的。借着这一过程,让家庭教会更加确定地方教会的成员,建造每一间地方堂会,在世人面前形成一个看得见的基督徒共同体。并以宗教自由的议题挑战其他公民的良心,坚固教会成员的勇气,呼唤游离的信徒的委身。
教会并不是要激昂地向国家争取我们没有的权利。教会乃是谦卑地为着这个国家能蒙福音的益处,而请求国家承认和尊重我们已经拥有的自由。

教会也并不需要和依靠外在的“宗教自由”,才能维持并活出基督信仰。相反,60年来,教会已经因着基督信仰,而活出了真正的“自由”。因此,教会为结束宗教逼迫的请愿、呼吁、护教、签名和发声,不是为着有形教会的外在益处,而是为着主基督国度的扩展,和对其他社会群体的祝福。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罗13:5)。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给一切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作圣徒的,以及在中国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因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林前1:2—3)。
写于主后2011/4/29

北京守望教会针对8月22日《环球时报》(英文版)不实报道的回应

①文中将守望教会的户外事件定性为“非法家庭教会的聚会”。无论是守望教会作为家庭教会的身份还是她的聚会性质(包括户外崇拜),至今没有一个执法部门,也没有法律依据将其定性为非法。因此,《环球时报》在标题中给出这样的定性明显是对广大读者的误导。

②文中又说,守望教会户外敬拜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室内聚会场所”,而且引用天明牧师的话说是因为“屋主最后都取消了合同”所导致。这与事实严重不符。事实是公安国保部门多次直接干预,对房主强力施压,导致房屋及会议室等场地的租赁合同被解除。

③文中引用律师的话说“警方有权利对嫌疑人合法地拘禁24小时,但是谢被虐待的事实如果属实的话,那么可以认为是犯法的”,这样的说法有弱化已发生事实之嫌疑。事实上海淀区中关村大街派出所和东升派出所合计拘禁谢敏35小时,期间谢敏被东升派出所刘雷雷副所长虐待长达26小时,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详情请参看北京守望教会向东升派出所提出的“抗议信”)。

④文中还特别提到“根据中国现行法律,在中国的新教团体必须要登记在三自爱国会的下面,如果在室内官方指定的教会聚集就会受到保护”。就此问题,守望教会已多次作出回应,对此问题的回应请参看北京守望教会2007年向国家宗教局提交的“关于教会登记的意见”。

北京守望教会(8月23日)

附:

“耶稣基督乃教会唯一的元首!”——户外敬拜一周年有感(下)/天明牧师

  在过去的一年经历神特别造就的我们的弟兄姊妹中间会多多兴起合他心意的工人;我自己也相信,在我将来的人生及事奉道路上,在这段的困苦和痛苦经历中,我会源源不断地汲取并发掘神宝贵的恩典智慧。 继续阅读

北京守望教会大事记

基督教北京守望教会,是近些年迅速发展的城市新兴教会中非常有代表性的教会。聚会地点处于北京中关村地区,早期信徒主要以知识分子为主,如今发展到一千多人的综合性教会。守望教会的异象是:山上的城、世上的光。

       一、初创阶段(1993—2001)
1. 1993年:从天明、恩平夫妇家里开始聚会,是为守望教会的开始;
2. 1997年:租下海淀黄庄一个地下室,在黄庄地下室的那几年时间里,兴起诸多教会同工,预备了教会后来的快速成长。

       二、团契倍增(2002—2005)
1. 2002年元旦,教会按立天明牧师,
2. 2002年:教会以团契倍增的方式成长,进入了快速成长的时期;
3. 2003年下半年制定教会最初的治理模式(后来教会章程的雏形),选立了教会第一届长老两位。
4. 2003年9月,部分同工离开守望教会,成立新树教会及其他教会;
5. 2005年:教会已经有12—13个团契,参加主日崇拜的人数达300人,以讲道及财务为主的各项事工以完整的统一教会安排,为未来的合并转型奠定了基础。

       三、堂会转型及制度建设(2005.1—2010)
1. 2005年1月22日:同工会讨论登记事项、寻求教会名字、讨论教会治理组织结构、分析教会宗旨、福音对象、与其他教会间的关系,开始讨论章程、信条与纪律;
2. 2005 年6月19日:北京守望教会在教会同工会层面通过《基督教北京守望教会章程》,开始在教会中实行。
3. 2005年9月6日:同工会提出建立统一大教会的建议,教会应当浮出水面;又一次提出买房事宜;
4. 2005年12月:理工团契、政法团契合并,在恒润聚会,堂会转型尝试开始,受到北京海淀区宗教与公安多个部门的第一次冲击;
5. 2006年1月7日:“守望”名字正式出台、信约通过、建立统一的专项事工部门;
6. 2006年3月6日:正式实施新的教会信约、章程;
7. 2007年3月17日,长老选举完毕,第二届治理委员会成立,教会年度事工计划、预算制度及审计制度开始实施;
8. 2007年7月:教会期刊《杏花》创刊;
9. 2007年9月4日:教会统一祷告会开始;
10. 2007年10月28日:圣恩团契、圣光团契合并第一次聚会华杰大厦8B1;教会转型进入实质性攻坚阶段;
11. 2007年12月:教会通讯发刊;
12. 2008年3月23日:复活节望京团契、通州团契合并到华杰大厦聚会,标志着全教会的合并转型过程正式完成;
13. 2008年11月初:新的教会纪律实施;
14. 2010年新的教会章程实施,并依此完成第三届长老选举,第一次进行了牧师的印证,第一次举行了执事选举,组成新章程下的同工会及会友大会。

       四、申请登记(2005.1—2007.7) 更多详情和附件文档,点击: 北京守望教会申请登记过程大事记
1. 2005年1月22日:守望教会长老团新年第一次会议决议,一致同意教会向政府申请登记成为具有法人资格的宗教团体,教会随即开展各项筹备工作;
2. 2005年4月2 日:守望教会在教会同工会层面通过了关于登记的说明——《我们为什么要登记》;
3. 2006 年7月21日:北京守望教会向北京海淀区民族宗教侨务办公室递交了“基督教北京守望教会筹备及成立申请材料”,海淀区民宗侨办公室出具了 《审批事项申请材料收件凭证》,及《行政审批事项受理通知书》;
4. 2006年8月11日:海淀区民宗侨办公室出具了《审查意见》,以北京守望教会“拟任牧师未经依法登记的市宗教团体认定,没有与本社团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为由,“不同意该申请”,并建议与海淀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联系、接洽;
5. 2006年10月7日:北京守望教会召开发起人大会,通报了申请结果,并向大会建议就海淀区民宗侨办公室的审查意见进行行政复议;
6. 2006年10月9日:北京守望教会向北京市宗教局递交了《行政复议申请书》,就海淀区民宗侨办公室的审查意见提出申诉;
7. 2006年12月5日:北京市宗教局向北京守望教会出具了《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宗教侨务办公室所作的原具体行政行为”;
8. 2007年7月18日:北京守望教会向国家宗教事务局递交《基督教北京守望教会关于教会登记的意见》,尚未得到国家宗教局的回复。至此,北京守望教会的申请登记过程告一段落。

       五、511事件(2008.5)
借着整顿奥运会前的安全,北京海淀区宗教与公安多个部门于5月11日冲击了守望的主日聚会,试图取消教会在那里的聚会。

       六、建堂(2008.1—2010.10)更多详情和附件文档,点击:北京守望教会建堂大事记
1. 2008年1月:天明牧师首次于新年祷告会上在教会提出建堂异象,并推动祷告;
2. 2008年3月29日:成立“建堂筹备小组”,8月召开第一次会议,并进行建堂相关领域的专题研究;
3. 2008年11月:建堂筹备小组起草并通过了“北京守望教会建堂方案(草案)”,月底正式提交治理委员会;
4. 2009年1月31日:治理委员会通过了“建堂方案”。确定建堂的主要目标为“在大中关村地区,建堂1500平方米,启动后3个月内收集奉献1000万,2009年底实现购房”;
5. 2009年2月—3月,守望教会同工会与会友代表大会相继通过治理委员会提出的建堂方案;
6. 2009年11月27日开始与大恒科技大厦业主谈判,并于12月15日签约成功。所购房产面积约1500平方米,总价2700万元;
7. 2009年12月16日:教会成功首付1500万元。当日治理委员会召开小组长会议,宣布建堂购房目标按时实现;
8. 2009年12月24日:按合同约定,业主应于本日交房。但业主违约,并表示不能按时交房。建堂陷于停滞状态;
9. 2010年3月31日:本日为建堂方案规划的最后日期,但教会仍未能进入新堂;
10. 2010年7月26日:开发商正式约见天明牧师,提出解约。次日,通过手机短信向三位产权人确认了解约要求;
11. 2010年7月31日:治理委员会决定8月开始重新推动建堂进程,具体措施包括:8月主日讲道全部为与建堂相关的信息;8月每周三祷告会均为全教会祷告会,并专门为建堂祷告;通过筹备法律小组以及文字事工等工作,全力推动建堂进程;
12. 2010年10月26日,开发商及其委托律师约见教会建堂产权人及律师,双方再次各自表明不愿交付房产和要求履约交付房产的立场。

此后直至年底,教会建堂进入更进一步的胶着状态,至今没有进展。

       七、户外崇拜(2009.11)
1. 2009年8月中旬:政府相关部门开始向华杰大厦房东施加压力,逼其退租;
2. 2009年国庆前夕:政府强行让华杰大厦业主解除与守望教会的租赁合同;
3. 2009年11月1日:守望教会在海淀公园东门外举行首次户外主日崇拜;
4. 2009年11月2日:守望教会发布《北京守望教会告会众书》,解释迫不得已选择户外聚会的原因;
5. 2009年11月8日:守望教会再次在海淀公园东门外举行户外主日崇拜;
6. 2009年11月13日:经过3天艰难讨论,治理委员会决定自11月15日起再次回到室内进行主日聚会,并随时租赁临时场地。15日,教会在动漫剧场聚会;
7. 2009年11月政府口头承诺守望教会回到临时室内聚会场所,守望教会先后在若干个室内场所进行主日崇拜。

       八、洛桑会议事件(2010.10)
2010年10月,守望教会部分同工与北京教会其他同工,欲参加开普敦洛桑会议,在北京首都机场被政府有关部门拦截。

       九、户外崇拜(2011.4至今)
1. 2010:因为巨大压力,老故事餐吧多次提出让守望教会离开;
2. 2010年5月至2011年3月:守望教会三次租赁新主日崇拜场所,皆受政府阻挠而未果;
3. 2011年3月27日:守望教会发布《北京守望教会告会众书》,称教会只能再次做一个别无选择的选择——到户外敬拜聚会;
4. 2011年4—7月份:北京教牧联祷会共发布十封代祷信;众教会为守望教会及政府祷告;
5. 2011年4月4日:守望教会发布《户外敬拜问题解答》,透过12个问答题解释户外敬拜的相关问题。
6. 2011年4月10日:守望教会第一次户外崇拜。共计169人被警察带走,更多人被软禁在家;
7. 2011年4月14日:守望教会发布《就户外敬拜的再次说明》。该声明回顾几年来的守望与政府的关系,说明户外敬拜只是出于主日敬拜的原因,而与其他政治性事件没有关系;
8. 2011年5月4日:北京教牧联祷会发布第六封代祷信,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的43间家庭教会参与;
9. 2011年5月12日:北京守望教会发布《就本教会信教公民被侵权问题》,以响应信徒因参加户外崇拜而被辞去工作、被搬家及被遣返原籍的事件;
10. 2011年5月13日,全国有20间家庭教会的牧师联合公布《我们是为了信仰——为政教冲突致全国人大的公民请愿书》,呼吁全国人大根据《宪法》对北京市打压守望教会户外崇拜事件进行独立调查;
11. 2011年5月,守望教会四位同工(含牧师、传道与执事)辞去守望教会会友与同工职分;
12. 2011年4月10—10月16日:守望教会共进行28个户外主日崇拜,教会主要同工被非法软禁在家,从4月直到今日。
13. 海外多家媒体报导守望教会户外崇拜事件,并海内外机构举办了多个关于守望教会的研讨会。

以上资料参考守望教会网站、《杏花》、《教会通讯》以及其他网上资料。

 

(全文刊于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通讯》第26-27期,2011年11月。特别感谢刘长老给予的帮助。)

我们为何不加入“三自”爱国会?–孙毅

第一,“三自”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它是借当时的政治运动产生的。
它的产生本身就违背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因此它在身份上无法代表大多数
教会,也不能站在大多数教会的立场上成为联络众教会的领导性组织,自
然也没有资格认定家庭教会的教牧人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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