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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和公权力对一个国家与社会的影响——从守望教会事件引发的思考/天明牧师

作为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基督教牧师,我祈愿:我们国家的执政者真正明白并重视信仰的宝贵价值以及信仰自由对这个社会的意义,并且不再用本该用于罚恶赏善的国家公权力来继续伤害人们的生命、良知与道德。 继续阅读

2011年冬季号——对守望教会户外敬拜事件的反思

今天对于一间家庭教会来说,愿意亮出自己的身份,并且按照圣灵对教会的引导去行,在是否归服耶稣为主方面,会遇到比个人更大的挑战。不仅因为世俗所要求效忠的偶像,同时也要面对体制上种种的难题。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教会要主动挑战谁的权柄,甚至可以因为环境的因素作些调整或妥协,但如果这种妥协大到基督已经不再显明是这个群体的主,那么这个群体就失去了其当有的见证。亮出教会的身份,并以此身份作出判断和选择,不管我们愿意与否,都一定会带来可能让教会付出代价的冲突与张力。正因如此,群体的见证更为重要。

卷首语

2011年冬季号卷首语

真理讲台

罗马书13章1—7节释义分享/刘同苏

户外敬拜

守望户外聚会的背后——中国家庭教会对教会论的反思/以勒
山上之城对神国的彰显/孙毅
从守望教会户外崇拜事件看中国政教关系的纠结与出路/邢福增
从破题到解题:守望教会事件与中国政教关系刍议/杨凤岗
那抹灿烂的阳光——小记我家的“户外”转变/ 小C
突破(二)/GLP
家书:2011感恩记/大水
神是爱/HY
陪伴是一种福气/铁皮娃娃
身影——记亲爱的可爱的恩平师母/慕义
户外敬拜——感恩与祈祷/ZL
2011年特别的平安夜/QH
新春的感恩——写给亲爱的上帝/Mercy

灵性操练

《竭诚为主》选文二篇/章伯斯
退修·恢复·爱/曾淼

读书沙龙

浪漫的回旋——读切斯特顿《回到正统》和《异教徒》/察世俗
谁夺走了莎拉的钥匙?——小说《莎拉的钥匙》读后感/小雪

文化透视

面对巨人——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说起/孙燕
杀人的问题——读汉娜·阿伦特有感/慕容雪村
恶之平庸/刘瑜

艺术广角

这一年,这一天/书拉密
葡萄树/新盐
致乐义诗二篇/午炎

封三

自由之子:写给守望教会/王怡

杏花2011年秋季号——守望教会户外敬拜

第一诫所要求的唯独尊耶和华为神,不主要地体现在个人在内室独自与自己的神相处的时候,而是体现在现实的选择中。在现实生活中,当我们个人或所代表群体的利益被纳入到我们对事件的判断中来,当我们下意识地把当下时局中可能带来的结果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时,这一诫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试验。特别是在教会成长过程中,当她以一个日益有组织和模式的群体出现在这个社会中,不能不与社会其他群体发生某些关系时,是否常常提醒我们自己唯独尊主基督为教会的头,在选择中优先把他的带领放在首位,就是教会在建造进程中所遇到的最大挑战。

卷首语

2011年秋季号卷首语

真理讲台

我们别无选择/天明

户外敬拜

我们是为了信仰:为政教冲突致全国人大的公民请愿书
海外教会和基督徒联合声明:声援北京守望教会
神的物当归给神/金明日
神奇妙的保守/李圣风
认识他是耶和华/双燕
守望自由的天空——评北京“守望教会”再次户外敬拜/刘同苏
为结束60年宗教逼迫发出声音/王怡
不要把专注于信仰的教会政治化——回应《环球时报》社评
附:《环球时报》社评:个别教会要避免让自己政治化
北京守望教会告会众书
北京守望教会就户外敬拜的再次说明
北京守望教会户外敬拜问题解答(一至四)
北京守望教会治委会就几个重要问题与肢体的交通

第一个48小时/李小白
一个平信徒的4·10经历/纪红雨
从4·10到4·11/雅歌
这个特别的复活节
派出所纪事两篇/小雪
48小时的奇异恩典/WY
那在我里面的,比世界更大/LW
爸爸我害怕/Jean
昨日/书拉密
爸爸,起来,带我一同去放羊/午炎

灵性操练

“我自己要极早醒起!”/兴梅 红梅
经历自己的死/孙毅

读书沙龙

撕裂中的边界——读《沉默》/小雪
有一种活着——读《殉道史》/张鹤

文化透视

宗教管理需要法治/张千帆
社团自治的呐喊/曹志
如何面对教产问题/杨凯乐

艺术广角

七日的第一日/书拉密
望台/刘同苏
八月的黑夜/午炎

封三

教会兴起!/Keith Getty 李洪昌 许国永 译

北京守望教会治委会就几个重要问题与肢体的交通

导言

我们的户外敬拜,按最长的行程来算,已经过了一半。在这一段时间,我们经历了神特别的保守,靠着他的恩典得以坚持到今日。不过,因为这个争战的过程超过我们很多人的预期,其间我们也遇到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又与去年一直牵动着我们心思的建堂问题、户外敬拜之决定问题等连在一起,可能会让我们中的一些弟兄姊妹心中产生困惑,当这些困惑存留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受到影响,尽管我们仍在坚持,但里面却感到疲乏软弱。因此,我们就弟兄姊妹所关心的几个问题表达治委会的看法(第一和第五个问题由天明牧师代表治委会分享),以求在基督里能够与众肢体有一些交通。盼望透过对这些问题的交通,圣灵能光照我们的内心,除去我们里面的困惑,坚固我们的信心,好让我们同心奔跑前面的路程。

问题一:守望的户外敬拜已经坚持了四个月的时间,其间我们从不同途径(或从小组长或从国保那里)听到教会开始户外敬拜之前,锡华告知教会可以使用锡华聚会,教会却不回去,治委会当时是否有意隐瞒这一点?这些若属实,还可以认为户外敬拜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吗?

首先,有必要简述事情的前后经过。在3月20日主日的特别报告中,我代表治委会报告了如下几点:我们必须离开老故事的原因;我们已跟锡华商务酒店(以下简称“锡华”)签订租赁合约,从4月10日起到锡华进行主日崇拜;如有意外,再出现前几次那样被干预而无法使用锡华的情况,教会只能户外敬拜。其实3月20日报告之前,就是与锡华签约前后教会两次主动约市国保,说明了离开老故事的原因以及和锡华签约的事宜,也表达不希望出现像前两次那样(2010年5月和8月)被有关部门干预而无法使用教会已租赁场所的事情,尽可能避免失去场所导致教会户外敬拜。无论是在签约前还是签约后的沟通中,当时市国保对于教会租赁新场所并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和反对。

但我们于3月20号主日报告准备到锡华敬拜后不到两天,锡华的相关负责人就多次给我们的长老来电话。当天上午的电话中他们表示不能租给我们,因为派出所来过人;中午时他们又来电话说,城乡仓储超市要用他们的地方开会,我们不能使用;晚上他们赶到我们中间说(当时我也在场),工程部和销售部(负责租赁的部门)没有沟通好,工程部已经开工把会议室的地板都掀了、音箱也都拆了,会议室无法使用,因此竭力要取消合约,他们甚至带来了我们当初支付的订金和一个月租金,想要强行退回给我们,并一再表示道歉。我当时提出来说,既然你们也承认这是你们的责任,你们能不能帮助安排其他地方,毕竟你们是搞这行业的,但他们只是一再急于解除合同。这样,过了两三天,合同终于还是解除了。

在那样的情况下,3月27号主日我分享了那篇“我们别无选择!”的讲道(那天的信息在整个教会中反响很大,我自己强烈地感受到圣灵对教会户外敬拜的激励)。之后没过两天,锡华就打电话过来说教会可以使用锡华;再过两天海淀区国保约我们谈话,说可以回到锡华,而且如果需要新的聚会地方,他们也可以帮我们去找。其实,基于过去的经历,锡华解除合同之前我们治委会曾商讨过,万一锡华解除合同之后再要我们去,我们到底去还是不去?当时我们治委会的意见非常一致,那就是我们不会再回去。为此,当锡华提出我们可以回去时,我们没有回应。当海淀国保提出帮我们找地方时,我们的回应非常明确,我们所需要的是他们的书面承诺,只要得到有关部门的书面承诺,教会立即自己去找场所。再过两天后,市国保也找过我们沟通此事,提出不租锡华也无妨,可以使用某处的场所。我们明确指出,经过前面几次的经历(2009年11月有关部门口头承诺若我们回到室内,他们不会再干涉,然而后来他们还是干涉了;2010年5月、8月以及这次锡华三次因被干涉而解约,而且都是我们告诉他们租赁地方之后),我们已无法相信某一个人作出的口头承诺,因此我们所需要的是某个政府部门所写的盖有公章的守望教会在室内聚会场所不被干涉的书面承诺。

4月2号(周六)晚上召开同工议事会,治委会向同工们介绍了上述情况,临近会议结束,我和晓峰牧师被约并准备去海淀区民宗侨谈话,在离开西屋国际A-901图书馆时,唐永刚弟兄特别提醒我,希望我第二天主日报告中,报告上述锡华的情况,当时我回应说“可以报告”后就离开了。随后我和晓峰牧师赶到海淀区民宗侨与海淀区一副区长谈话沟通(原先说是市民政部门领导找我们谈话,但市领导没有出面)。那天虽然谈了很多,我们也介绍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但他们的态度非常明确,就是守望教会必须放弃户外敬拜,并且说如果我们第二天继续坚持宣布户外敬拜的话,他们就会来冲击教会当天的主日聚会。我们也明确表达了我们的要求:或者给我们书面承诺,或者给我们已购置的大恒二层的钥匙。那天谈话谈到很晚,直到凌晨一点多才结束,回到家已经是凌晨二点了。

第二天一早第一堂崇拜开始之前,治委会开了紧急会议,集中讨论如果宣布户外敬拜当天的主日聚会可能面对冲击的问题。在昨晚与有关部门谈话的基础上,我们再次明确决定,坚持户外敬拜的立场不变,同时做出了在当天的主日报告中报告敬拜时间但暂不报告户外敬拜地点的决定,我们的会议一直开到第一堂崇拜开始。在当天我所做的主日报告中,再次表达坚持户外敬拜的立场,没有细讲那几天争战的细节以及他们让教会回到锡华酒店聚会的情况。感谢主,那一天我们的三堂聚会仍然和往常一样顺利进行。第一堂结束后,袁延松执事强烈向我表达,应该报告锡华要教会回去的事,当时我向他解释,我不是故意不讲,而确实是没想起来讲,而且也表达了我的看法:教会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这已经不是关键问题,又因认为三堂报告最好一致,所以在后两堂都没有讲。治委会为这个问题中午专门进行了商议,三位长老也提醒我,他们昨天(4月2日晚)已经决定,在我和晓峰牧师若被扣押不能回来参加当天聚会的情况下,三人将分别在三堂主持报告中报告锡华要教会回去但我们已拒绝的事情,但由于早上讨论的问题紧急而且时间有限,治委会成员都没有提及这一点。我们认为当天主日没有报告锡华的事确实是疏忽, 在将来可能留下一些破口,遂决定当天下午第三堂结束后召开小组长会议时通报此事。下午在小组长会上我专门分享了这个情况。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依然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报告此事,而在于那样的时刻教会是否做出坚定的回应,就是能否坚定持守3月27号所表达的信仰立场和教会态度。但回过头来再看这个问题的时候,鉴于一些弟兄姊妹仍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惑,我承认,既然我们要求每一个弟兄姊妹自己在主面前凭良心选择是否参加户外聚会,那么让大家充分了解必要的细节也是需要的。如果当时不是在小组长会上而是在主日报告中通报的话会更好,就不会留下后面的破口,造成一些弟兄姊妹的困惑。这确实是我的疏忽和亏欠。治委会从没有要隐瞒此事,反倒透过那天小组长的会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的疏忽和亏欠。

既然政府部门同意(准确地说是他们在中间操作)让我们回锡华酒店聚会,户外敬拜还是不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呢?我们的回答仍然是肯定的,而且我们相信户外聚会的决定是更合神心意的。为什么呢?首先,我们已经在教会20日的报告中说,如果锡华酒店不能使用,教会将进行户外敬拜,而且3月27日在全教会中已经动员了,但此时又突然改变决定的话,对那些已经领受户外敬拜的弟兄姊妹将会是一个挑战,这样教会完全有可能在应该坚持户外还是应该到锡华的争论中被瓦解(这也是治委会事先决定,只要锡华的租赁合同被解除我们就不再回去的一个原因)。其次,如果真的决定回到室内,到底能使用到什么时候?一周还是两周?会不会像前几次那样被干预而中途合同被解除?到那时,甚至能否进入室内都是问题。作为牧师我很希望对警察更有信心,但过去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这不容易。2009年11月上海警方(或政府部门)叫万邦宣教教会退回室内先聚会2—3周,只要给政府这个态度,就保证让他们可以整体地在写字楼像以前那样聚会,其结果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前些年一个北京基督教聚会已定好某场所,当时北京警方说得很清楚,那地方比较敏感,要他们换一个地方。后来经过协商警方同意他们换到另一处地方,而且和第二个地方也都说好了,结果他们这边一解除原来签定的合约,那个协商好的地方紧接着来电话说:“对不起,你们不用过来了……不能用了。”也许有人认为,这样的例子太“极端”。但无论是我自己还是整体治委会当时都清楚地意识到,锡华的合约被解除,就意味着教会原来仅有的(而且愿意有的)对政府与宗教相关部门(主要是国保和宗教部门)的信任彻底被破坏了,因为这几年教会的经历告诉我们,我们在聚会场所方面已经很难相信政府部门任何一个个人所做出的承诺——除非有关部门拿出盖公章的书面承诺。为此,我曾不止一次地向他们表达,若真有诚意解决问题,就拿出让教会能够信得过的东西,不是单靠口头说,过去说得已经够多了,而且做破坏信任的事情也足够多了,我在这里不想也不需要一一列举。因此,到现在治委会也一致认为,即使后来锡华要我们回去,户外敬拜依然是守望教会别无选择的选择,这是毋庸置疑的。

   问题二:因着户外敬拜,到目前我们还无法像过去那样进行正常的主日敬拜,教会的牧养工作和其他事工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这是否与教会追求的目标相背?我们是否停止了教会的主日敬拜?

确实在这21周期间,我们没有像以往那样全教会在一起进行正常的主日敬拜。原因大家都知道,不是我们不想,而是教会失去了稳定的聚会场所。教会不是因为户外敬拜而无法有正常的主日敬拜,而是因为无法有稳定正常的主日敬拜而被迫进行户外敬拜。

其实就是在户外敬拜的这些主日中,我们也不能说教会没有主日敬拜。教会是在以户外敬拜的方式进行着我们的主日敬拜。尽管户外敬拜不是教会的主动选择,但在失去室内敬拜场所的情况下,教会又不能停止敬拜,教会就按照在神面前所领受的以及他所赐教会的权柄,以户外敬拜的方式来安排了每主日的敬拜形式。这21周来,在激烈的争战中,弟兄姊妹的敬拜方式因着争战的情况而有所不同。被拦阻不能出去的,以及不愿出去的弟兄姊妹,在家中与家人或同伴有自己的敬拜;能够出去的小组,没有上平台的,在平台附近他们认为合适的地方以小组形式来敬拜;而去到平台被带走的弟兄姊妹也仍然在以他们的方式进行主日的敬拜。教会每周通过邮件系统为弟兄姊妹提供主日的敬拜程序及讲章。很多弟兄姊妹在教会建议的时间用同样的程序及讲章一同来到我们的主面前来敬拜他,虽然我们身处不同的地方,但我们相信,主必悦纳在这特殊时期我们在他面前的这种敬拜。

当然,有些弟兄姊妹不太适应这段时期主日敬拜的形式,特别是不认同户外敬拜的、自己独自在家的、或者去了其他教会一时不适应的弟兄姊妹,都会感觉到主日敬拜中喂养的不足给生命带来的影响。对于这些弟兄姊妹,我们承认,在牧师、长老及传道都被看管在家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提供的牧养十分有限,这也是我们心里痛苦挣扎的地方。为此,我们也建议弟兄姊妹,尽量地抽出时间参加教会周间晚上的祷告聚会,而且在这段时间尽量地委身在小组之中,尽力弥补牧养上的缺欠。

其实,我们认为主日敬拜时大家能够坐在一起敬拜听讲道固然十分重要,但神更为看重的,是我们是否还在基督为我们立的根基上,是否基于惟独尊他为主的这个大前提下来敬拜他;他所喜悦的,是我们是不是出于甘心为他背十字架、愿意为他付任何的代价、把自己全然摆上的心来敬拜他。“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撒上15:22)用我们4月10日第一次户外敬拜通报中的话来说,我们相信,教会是基督的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理应唯独尊耶和华我们的主为神。除他以外别无他神。因此,教会对基督的敬拜不当受任何外在势力的控制或支配。这次的户外敬拜所表达的就是我们这种毫无妥协的信仰立场。因此我们认为,持守这样的信仰立场本身也是一种敬拜。

问题三:在户外敬拜期间离开守望教会的一些同工另立了教会,警察对守望教会坚持户外敬拜的弟兄姊妹不断劝说甚至把人带到新建的教会去聚会,而且一些守望的弟兄姊妹已在那里聚会或被邀请到那里敬拜,教会治委会对此的看法和态度是什么?

因着户外敬拜,无论是整个教会还是弟兄姊妹个人,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尤其是坚持户外敬拜的许多弟兄姊妹,他们不但不断地被关押,有些人还失去了住所和工作。但在过去户外敬拜的过程当中,比起所遭受的这些难处,其实弟兄姊妹最感到伤痛的,应该是宋军牧师他们的离开。而且,这样的影响并没有因他们的离开而结束。由于近日来警察对守望教会坚持户外敬拜的弟兄姊妹不断劝说甚至带人过去,要他们去宋军牧师、蒋力今传道等原守望教会同工新建的教会去参加主日敬拜,理由是“那里都是守望的人”;并且,8月7日这个主日前,邀请守望教会弟兄姊妹去那里参加主日敬拜的手机短信在一些弟兄姊妹甚至小组中发送。这些都造成了一些弟兄姊妹内心的困惑。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在这里表达治委会对此问题的看法和意见。

宋军牧师、蒋力今传道等离开守望教会,和户外敬拜期间在宋军牧师家中的聚会有关系。在教会户外敬拜开始不久,宋军牧师、蒋力今传道在宋军牧师家与一些弟兄姊妹有主日聚会。当时考虑到一些弟兄姊妹的难处,治委会对在宋军牧师家中的主日聚会虽不认同,但持默认的态度。但教会在《问题解答(四)》中提出不建议在弟兄姊妹或同工家中有同样的主日聚会,并建议大家采用统一的敬拜程序与讲道内容时,宋军牧师等三位同工由于不认可教会提出的建议,联名提出辞呈。当宋军牧师等同工离开守望教会后,在家中的聚会并没有因此停止。虽然宋军牧师可能在其家里的主日聚会中表达过这里已经不再是守望教会的聚会,但还是以这些守望教会的弟兄姊妹为会众基础新建(或筹建)一个教会。8月7日主日,当这个新建教会转移到以“圣书教会”的名义租用的海淀区某大厦进行主日敬拜前,向守望教会三十多位弟兄姊妹发送聚会时间地点的信息短信,其中也包括一些原先不在那里聚会的信徒。

对此,首先我们认为,宋军牧师和蒋力今传道在守望教会担任牧职时所聚起来的聚会,在他们离开守望后不但没有终止,反而以这些守望教会的弟兄姊妹为会众基础来建立(或筹备)一个新的教会,这种做法是不合宜的,客观上产生了分裂教会的结果。而且,向守望教会的弟兄姊妹发送聚会信息来邀请他们参加新建教会的主日聚会更是不合宜的行为,特别在这个属灵争战的时期,在教会中起到了加大因同工离开带来裂痕之作用。这些也让一些弟兄姊妹陷在争战的困惑之中。此外,我们认为宋军牧师和蒋力今传道为他们新建的教会起名为“圣书教会”也不合宜。因为“圣书”为守望教会筹建的神学教育机构的名字,虽然此名称是宋军牧师和蒋力今传道还在守望教会期间参与筹备小组时一同参与拟定的,既然宋军牧师作为这个机构被聘的负责人已经离去,在此名称仍被该神学教育机构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此名在我们看来有不妥之处。基于这些原因,7月份治委会通过冠辉长老跟力今传道沟通,表达了希望他们等今年年底守望的户外敬拜结束后再建立新教会,作为新建立教会的负责人的力今传道当时也基本接受,表示把新教会的建立放在一个筹备的阶段直到守望的户外敬拜结束。但无论是后来给守望的弟兄姊妹发主日聚会通知的短信,还是8月7日以“圣书教会”名义租赁的场地大厅里所贴出的告示,以及在聚会中执行圣礼和收取奉献等,都表明筹备中的新教会已有其实质,更为关键的是,这实际已经把守望的弟兄姊妹(无论是没有离开守望暂时在那里聚会的弟兄姊妹,还是后来被邀请去的守望弟兄姊妹)带进了新教会的建立(或筹备)里面。

尽管我们希望更多的教会在这个城市、也在我们周围被建立,但基于上述的理由,我们无法认同这种建立新教会的方式。因为这个缘故,除非已经明确决定离开守望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建议、也不希望守望教会的弟兄姊妹参加这新(筹)建教会的主日聚会;我们也反对在教会的弟兄姊妹中发短信邀请人参加这间新建教会的聚会;并且,如果警察仍然以“那里都是守望的人”来劝弟兄姊妹去这间新建教会聚会,大家当以清晰明辨的心抵挡,免得带来灵里的搅扰。

问题四:教会是否在以户外敬拜来转移还没成就的建堂问题?到现在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建堂的结果已经显明?治委会如何来看在建堂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如借款、还款和签约等)?

我们知道,户外敬拜和建堂之间确实有密切的关系。户外敬拜是因无法确保稳定聚会场所而采取的被动行动,建堂是为确保稳定聚会场所而采取的主动行动,因此它们都与教会确保稳定聚会场所有关。由于建堂和户外敬拜有序重复出现(09年3月启动建堂,同年11月户外敬拜;自10年3月到11年3月忍耐等待建堂结果,11年4月又出现户外敬拜)和户外敬拜最好且最现实的解决方法就是让教会进入自己购置的新堂,因此误解户外敬拜是转移建堂问题,甚至认为守望教会户外敬拜就是为了建堂的说法也是可以理解的。由于户外敬拜和建堂的这种既相异又相连的关系,治委会提出结束户外敬拜的条件是,或者得到守望教会回到室内的书面承诺,或者拿到教会所购置新堂的钥匙。我们在主里诚实地说,我们户外敬拜并不是为了转移尚没有成就的建堂问题,它也不是教会为完成建堂的一种手段,尽管它在客观上对建堂会产生作用,就像09年治委会不是要以户外聚会推动建堂,但它在客观上的确对后来的建堂推动产生了积极影响一样。

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建堂的结果还没有显明。在2009年3月29日会友代表就是否建堂问题所表决的《09建堂方案(要件)》中,终止建堂的要件只有三个:会友代表总数的2/3赞成票(若达不到,就不启动建堂程序);启动建堂三个月内(即2009年6月30日为止)筹集资金必须达到1000万(若达不到,就终止建堂程序);2009年年底内实现购房(即2009年12月之内若不能完成购房签约,就取消本次建堂事工)。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我们在2009年12月15日与开发商签约,12月22日支付了购房的全部款项,使这次建堂中的三个要件都得到了印证。因此,我们依然相信09建堂是出于神。尽管我们也承认,在建堂的实际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也需要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与亏欠,但这些还不足以构成终止建堂的理由。

建堂的实际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在借款问题上:这里的借款就是指建堂报告里所说的特殊奉献借款。在09年12月签约前后,尽管没有向具体的人主动借款,但在教会主日报告中启动特殊奉献来向弟兄姊妹借款。虽然建堂动员报告里有特别奉献这一项,但后来多数同工们认为此举有主动借款的倾向,这也反映出我们在付款压力之下信心软弱的问题(这个问题在2010年治委会总结里已做出过说明)。2)在还款问题上:2010年8月22日,有40万的到期借款没有在这一天之前还上,虽然在随后的几天内,教会还上了这笔借款,但我们还是要在神的面前承认没有尽心推动按时还款的亏欠;我们也认为,这是神对我们在那一段时间心存懈怠的重要提醒。同年12月22日,因中间人错误地告诉我们另一专款奉献款项为建堂奉献,教会就把它用在了即将到期的特殊奉献还款上,解决了当时的还款问题。事后(今年1月5号)得知那笔款项的专项用途后,在一段时间内分两次将那笔款项还到位(这一点也在2010年治委会总结里也做出过说明)。以上两次还款中确实存在着纰漏及亏欠。3)在签约问题上:在签约过程中,由于存在着前两次签约失败的经历,所以在最终的一次谈判中主谈的长老并没有告知对方我们的教会身份及用途,只告诉对方说“我们做什么现在不能告诉你,只能等开业后再告诉你们”,理由是这是一项“商业秘密”,在进一步解释的过程中将教会购置房产的用途称为“新兴项目”,并且“很容易被别人拷贝”。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与教会的身份不符。虽然在法律上并不影响到合同的成立,但我们还是需要在神的面前承认在这过程中客观上存在谎言的问题,它不仅影响了我们在开发商面前的见证,也进一步影响了不少弟兄姊妹对建堂的信心,这也是我们需要悔改的地方。4)在进堂时间问题上:教会建堂报告中“2010年3月底进入新堂”,这是我们的计划,但并非建堂印证指标(不是像签约印证的硬性指标那样,比如,2009年12月之内若不能完成购房签约,就取消本次建堂事工)。因此,没能在2010年3月底前进入新堂,这不成为终止建堂的条件。但它的确显出起初我们对建堂难度的估计不足,过于乐观地认为能够在短期内完成建堂,而且到了3月底的时候也没有做出相关解释,当教会不能按计划进入新堂的时候,就影响到了弟兄姊妹对建堂是不是出于神的信心。

上面所列出过去在建堂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瑕疵,都显出我们在神面前的亏欠和信靠的不完全,削弱了教会的见证并影响了弟兄姊妹在神面前的信心。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指出,在建堂过程中教会和参与建堂的弟兄姊妹都经历了他那极丰富的恩典、供应和大能的作为,因着他向我们教会所显的怜悯及作为,我们确信他实在带领了我们的建堂,并且建堂进程中的三个印证确实是神给我们的印证,尽管我们在建堂的过程中有小信甚至有过犯需要悔改,这些都显出我们人的卑微和软弱,但并不影响建堂是出于他在我们中间的带领,这也是我们至今都不放弃建堂、仍然乐意摆上,直到建堂结果显明的原因。

问题五:从教会登记、堂会转型到建堂以及今天的户外敬拜,我们当如何看待我们教会过去近七年走过来的历程?

2004年12月国务院颁布《宗教事务条例》,2005年初我们就开始推动教会登记(严格说来是教会的社团登记);同年10月决定开始教会的堂会转型;2009年3月正式启动建堂;2011年4月教会开始户外敬拜到如今。过去六年多时间里,教会所推动的这些事情本身虽然彼此相对独立,但却有密切的关联,因为这些都体现出教会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中的成长以及神对我们教会的带领。从登记到户外敬拜,教会并没有事先规划这些进程,但现在回过头来看,是圣灵一步步带领他的教会成就他自己建造教会的心意。

其实,《宗教事务条例》出台之前,随着教会的成长,我们越来越感受到教会已经无法再隐藏;不但如此,随着教会的成长,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在今天这个世代,教会不应该隐藏起来,而应当积极主动承担起向这个社会公开见证基督的责任,而且这样的见证不只是信徒个人性的,也是教会性的。因此,当04年底《宗教事务条例》一出台,我们就开始寻求神,经祷告后商议,当时所有的同工们一致认定,并且在“我们为什么要登记?”里清楚地表达:“教会登记不违背圣经真理”;“教会登记本着政教分离和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通过登记教会获得合法社团身份,有利于教会作为一个群体“在这个社会更好地见证神”,也“能够在内部建造和外部拓展方面为教会的进一步成长赢得一个更好的环境”;此外,“登记也是一个与政府对话的过程”,并且“通过对话确立与政府合理的关系”。当时教会同工们一致相信“教会登记是神对我们教会的带领”而同心做出了教会申请登记的决定,而且愿意透过教会登记过程不断完善教会的建造。教会《信约》的确定和《章程》的通过,也都是发生在登记过程中,而且透过登记我们也向政府清楚表明了我们教会的信仰以及在政教关系上的立场。

当然,这里有一个困扰弟兄姊妹的问题,就是在推动教会登记当时,我自己表达过教会登记一定成功而且是在短期内成功,但后来的事实却是我们的登记申请被有关部门拒绝,登记没有成功。作为牧者把对神的带领的乐观看见当作必成的信心来理解和表达,这种领受上的偏差造成了负面的影响,一直到今天仍有不少弟兄姊妹受这问题的困扰,为此我愿意在主面前向弟兄姊妹和同工们表达我的亏欠。

在“我们为什么要登记?”的那篇教会正式说明里,就教会登记问题有这样一段话,它既表明了教会面对政权的属灵立场,也表明了教会对所处世代和社会的使命意识:“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完全属他的。教会乃是为着在这个世上荣耀他和见证他而存在。教会的存在不需要任何政权的许可。教会拥有自己的自主权。”“教会作为一个地上有形的教会,是基督在这个世界中的代表……教会在这个社会中应该是一座山上的城,是放在灯台上的灯,是不能隐藏的,这样才能照亮更多的人。”这是我们教会第一次提“山上之城”,虽然当时还没有确定其为教会的异象,而且那时这异象也并不清晰,但可以这样说,“山上之城”异象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推动教会登记后不久,就是05年10月,我们就开始教会的堂会转型。当时我们推动堂会转型,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随着教会的成长我们发现:团契(聚会点)倍增模式的教会成长遇到了瓶颈,因为团契倍增到一个地步,一个能够带领团契的工人的成长比团契倍增的速度缓慢得多;而且随着教会团契的增多,教会教牧同工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被各团契的重复性事工所占据,使得教会在各项事工上很难有更多的投入;加上各团契相对独立和分散,使教会的资源过分分散,教会无法发挥合一的整体力量,无法承担更多更大的事工;因此,教会转型为一个统一的堂会型教会已经不可避免。第二个原因是,透过堂会转型而建立堂会型教会,有利于承担公开向这个社会做整体性见证(过去我们都叫作教会的“群体性见证”)之使命。

教会经过堂会转型而进入写字楼整体公开敬拜,这意味着教会从家庭这私人空间进入公共领域;原先处在“地下、半地下”状态的教会向着这个社会公开认定自己作为教会的身份并公开做见证,因此教会也从社会的边缘开始进入中国社会的主流。堂会转型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教会的组织化、团队事奉和事奉的专项化。这样,经过堂会转型我们初步实现了教会的公开性、整体性的见证。在堂会转型过程中,教会确定了“山上之城”的异象。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祷告和筹备,09年3月教会正式启动了建堂。关于建堂过程,我在这里就不多分享了,因为过去两年多时间里大家一起经历了,都比较清楚。在这里特别想要提的是,在建堂过程中教会明确了“山上之城”异象的内涵为:“教会的公开性、整体性和先知性”。这表明建堂和教会登记、堂会转型都是一脉相承的。建堂完成,就意味着堂会转型以来的教会在公共空间里真正站住,而且建堂的完成带来的实际结果,就会在事实上实现原先以教会登记所要达到的目标。此外,建堂完成也将意味着教会通过成长突破了现有环境,它将极大地推动教会的拓展。

从登记开始到建堂整个过程,尤其是从堂会转型后到建堂,教会不断受到过去未曾有的大的冲击,这也不难理解。在所有领域和空间都被政权掌控的中国社会,政府自然要竭力限制教会的成长。教会之所以选择户外敬拜,是因为政府以它的权柄不让教会在社会公共空间站住,拥有属于自己的成长空间。作为属神的教会,当我们坚定持守神的带领和他所量给教会的疆界时,政教关系的张力甚至冲突就不可避免,到一个地步,教会除“户外敬拜”别无选择。这次的户外敬拜把教会和政府关系问题带到了再也无法回避的地步,就是必须面对如何界定属世政权与教会信仰空间的界限问题。我们也意识到,除非神自己介入,按现有的《宗教事务条例》及以往的宗教工作模式,这些矛盾很难调和。

但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从申请登记到堂会转型、建堂再到户外敬拜,我们不是透过这些要与政府对抗,这些也不是以维权为目的的政治行动,我们的目标是建造以基督耶稣为元首的教会,向着这个世代公开、整体地做先知性的见证。我们相信这是神对守望教会的带领。过去的六年多,我们教会实际上也一直被这样的使命所驱使,“马不停蹄”地走到今天。到如今我们治委会仍坚定相信“山上之城”异象是神引导我们建造教会的异象,这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而是出于神对守望教会的引导,而且过去六年多我们经历了神透过他的带领所带给教会的极多祝福。我们深深知道,教会不是我们自己的,乃是基督的,因此教会的成长也由他带领,我们理当全心顺服他的引导,并竭力尊崇基督在教会中的权柄,这比任何一项信仰活动都更为根本和重要,这也是我们愿意为此负上任何代价的原因。治委会一致认为,我们必须坚持走到今年年底,直到建堂和教会的下一步明确显明,到时我们再做相应的决定。愿主帮助带领我们,赐力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同心协力走到今年的圣诞节。

惟愿在我们中间动了善工的主,完成他自己的工作!

北京守望教会
治理委员会
2011-9-2

北京守望教会户外敬拜问题解答(一至四)

北京守望教会户外敬拜问题解答(一)
  1、我们为什么要进行户外敬拜?

从消极的角度说,教会决定“户外敬拜”是在无可选择之中被迫作出的一个决定,可能不是最好的决定,但是在这个时刻不能不作出的决定。现在聚会的“老故事餐吧”已经多次请求教会离开,寻找其他的聚会场所;教会新近找到的、以教会名义签下的锡华商务酒店又以各种借口不履行租赁合同;教会花了二千七百万购置的位于大恒科技大厦二层的场所,因为政府部门的介入,历经一年三个月仍无法从开发商手中拿到钥匙。教会在这一年多时间中居无定所,今天再次面临无论怎么样都无法解决聚会场所问题的艰难处境。

从积极的角度说,我们相信,教会今天遇到的难处,也是出于耶和华神。“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神把他的教会带到这个在人看来没有任何出路的境地,是要再次挑战我们的信心,反思他这几年带领守望教会的异象。我们相信,这几年无论是登记、整合还是建堂,教会始终行在“山上的城”这个大的异象之中。在建堂没有一个清楚结论的情况下,仅是出于外在压力而分散聚会有违神对守望教会的带领,必然导致教会的分裂,而让撒但的计谋得逞。因此,“户外敬拜”是沿着神带领方向的一场属灵争战。

 2、教会进行户外敬拜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从我们主观的意图,进行“户外敬拜”单单是为了敬拜我们的神。圣经告诉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可停止主日聚会;并且我们认为,作为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不当因为某个领导或某个部门一时地决定我们可以或不可以用某个场所,教会就改变自己的主日敬拜方式。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意是,即便有来自环境的压力与难处,我们仍要像但以理一样,照着我们素常当作的,一周一次在主日一同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向他献上我们的感恩、赞美与祷告。

当然在客观上,我们在户外的敬拜也可能会向政府有关部门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参加主日敬拜是基督徒信仰生命中最为基本的需要。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纳税公民,他们主日聚会的场所,无论是购置还是租用的,都当受到政府部门的保护,而不应遭到横加拦阻。如果守望教会能够平安地使用自己所购置或租用的场所,对于中国社会今后的政教关系来说会是一个良性互动的开始。

 3、从法律角度如何看教会的户外敬拜?

户外敬拜的性质是宗教礼拜活动,而不是集会游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二条明确说明,“文娱、体育活动,正常的宗教活动,传统的民间习俗活动,不适用本法”。而我们理解“正常的宗教活动”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36条中所规定的,“公民具有宗教信仰自由”,以及中国政府所认可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8款中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解释:“每个人都拥有思想、良心及宗教自由的权利。这个权利包括他可以转变其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或以个人或以群体,或公开或私下,通过教导、实践、敬拜或仪式来表达其宗教信仰的自由。”因此,所谓正常的宗教活动就是信教公民按照自己信仰之教义的要求、以这种宗教的传统方式所进行的敬拜或仪式等活动,只要这些活动不违反中国法律。

我们认为宗教部门用来作为执法依据的《宗教事务条例》是一个无论从立法程序还是内容方面都严重违宪的部门法规。出于对中国法律的尊重以及基督徒的良心,我们无法从积极意义上去认可并顺服这样的法规,停止在政府所认可的“三自爱国会”之外的场所进行的主日敬拜聚会。但我们仍然遵从圣经的教导,出于对在上掌权者的尊重与顺服,愿意在消极意义上顺服这样的法规,即无条件地承担因为不认可依据这种违宪法规所做出的停止聚会的裁决所应承担的任何后果。

4、教会这个时候进行户外敬拜是否会被卷入政治风波?

首先,“这个时候”不是教会所选择的。有关部门在“这个时候”让教会失去所有可能的聚会场所,迫使教会不得不做出一个别无选择的选择。我们作为教会会尽力地避免让自己的宗教活动被染上政治的色彩,但是否能够避免则不由我们决定。不过,教会在主日的告会众书中也明确地表达,但若有人硬要借着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以政治的罪名陷害教会,愿主鉴察和审判。当年我们的主耶稣被人戴上了政治的罪名时,他仍然顺服父神,背着十字架走向各各他。“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同样,为了敬拜上帝,我们也愿意面对被人加上政治罪名的风险。

在现今动荡不安的社会处境中,作为上帝的教会,我们非常愿意分担同胞的疾苦和国家所承受的稳定压力。但在政府部门不顾公民权利的维稳与众多同胞的基本权利被剥夺发生冲突之时,“户外敬拜”虽然在主观意图上只是为了教会自己敬拜上帝的目的,教会的选择客观上还是让自己站在了所有孤苦无助者的一边。

  5、什么情况下我们才会停止户外敬拜?

2009年11月教会两次户外敬拜后回到室内的决定,让不少的同工与弟兄姊妹感到不理解,这主要是教会带领层第一次经历此事没有太周全的考虑所致,是教会带领层的亏欠。所以这次我们明确地设定了停止户外敬拜的四种情况。

首先,我们在得到政府部门正式凭据让我们找室内聚会的场所,并且我们确实找到了这样的场所后,我们会回到室内进行主日敬拜。2009年11月,我们在得到政府部门的默许后,出于对政府的信任,我们选择回到了室内。但去年5月、8月以及当下政府部门三次拦阻我们租用新的聚会场所,已经失信于教会。所以我们这次需要政府部门更为正式的许可。

其次,允许我们进入自己所购置的大恒科技大厦二层的场所。那个场所本是属于教会的,有关部门没有任何权利、其实也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不让教会使用;并且我们认为,让教会进入新堂是解决教会场所问题的最好方式。

这场属灵的争战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当为此做好准备,就是如果周复一周教会没有按上述两种方式获得聚会场所,那么我们就会周复一周地在户外聚会,直到今年圣诞节。那时,教会在制订新一年的事工计划时,再看我们的聚会方式以及相应的建堂当作怎样的调整。相信那个时候神会让我们看得更清楚。

当然,可能还有更坏的情况,那就是我们教会的治委会成员或某些主要同工被抓,无法继续带领教会,那么按照教会预案起来带领教会的同工,在坚持到一定时间后,可以根据当时情况做出后续的决定。

  6、户外敬拜与教会进入新堂是什么关系?

“户外敬拜”的首要目标是坚持教会的整体敬拜聚会,不给撒但分裂教会以任何的机会,至少这是我们坚定的心志与态度。

但如果神怜悯我们,为他的守望教会开路,让我们能够因此进入新堂,这是神给我们的莫大恩典。我们也认为,在租用主日敬拜场所不断遇到争战,也给业主带来巨大压力的情况下,能够进入新堂是目前解决我们教会场所问题的最好方式。

7、我们当以怎样的心态参与户外敬拜?

我们既然定性教会的“户外敬拜”是对神的敬拜活动,我们就当怀着一颗要去敬拜神的心来参与“户外敬拜”。要有这样一个“与素常一样”的敬拜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对我们的信心确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可能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自己的客西马尼园之夜,从恳切的祷告中得力,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也需要求神鉴察自己的内心,看是否存在着不平与血气的东西,把户外的聚会当作是属血气的争战。

求神赐给我们每个参加的人一颗单纯、平和、与素常一样的心,来到他的面前单单是为了敬拜他。我们相信,当我们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把这样的心献上的时候,必会蒙神的悦纳。

8、如果主日那天我不能够出门的话该怎么办?

很有可能在主日你打开家门的时候,会发现一群陌生人站在你们家的门外,其中会有人说你今天不可以出门参加敬拜。在这种情况下,不要与他们产生争执,也不要试图从他们的封堵中突围出来。如果你那个时候,因着圣灵与你同在的缘故,还有足够的勇气与信心,就平和地向他们表达,主日参加敬拜是基督徒最基本的需要与权利,他们这样做是违反中国法律的行为,并不利于中国法治社会的建设,因此良心上应当受到责备。然后,你可以转身关门,那天你就留在家中,自己按着教会发的单张唱诗、读经、祷告,虽然那天可能只是你一个人,或者只是与你的家人一起敬拜我们的主,相信神的灵会与你或你们一家的人同在,垂听你们在他面前献上的颂赞与祷告。

 9、如果我们有些人到了聚会的地方等不到可以带领的人该怎么办?

如果我们中有些人可以到达聚会的地方,大家要尽量地聚在一起。弟兄当站在外围,把姊妹保护在中间。如果等到聚会开始的时间,能够带领的人没有来(多数情况下可能会是如此),那么,我们中间有人起头唱诗,大家就一起跟着唱诗;按照手里发的单张中所印好的诗歌唱诗,读上面的经文,为今天的敬拜献上祷告,或者以主祷文共同作一个结束的祷告,大家互致平安后就可以平安地散去。

10、如果主日那天我到了户外敬拜的地方发现场地已经被栏杆封起来了该怎么办?

如果大家到了约定的地方,看到场所已经被警戒线或栏杆封了起来,我们不用越过这些警戒线或栏杆。可以就近找方便集合的地方;如果没有够大的地方,可以分为几个小组,大家一起按着已经发到手中的单张唱诗读经;如果发现当时警察已经多到不允许任何人在那个场所停留,那么可以跟认识或遇到的弟兄姊妹一起找地方,在附近任何可以停留的地方,包括餐馆等,以小组方式相互交通祷告,互致平安后散去。

 11、在户外敬拜期间我最应当注意的是什么?

我们在户外敬拜期间最当注意的是不要有任何出自血气的举动。我们不能够预测在敬拜期间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我们知道那时一定是属灵争战最为激烈的时候,任何出自血气的举动都可能被撒但所利用。如主耶稣所说,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我们不是靠着血气争战,乃是靠着在我们里面引导和带领我们的圣灵争战。具体来说,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保证不发生肢体上的冲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相信耶和华公义的神作为他军队的元帅,必要亲自为他的百姓争战。

 12、如果我因为参加户外敬拜而被警察带走该怎么办?

不要有任何反抗的举动,让他们把我们带走,就如羊被牵往宰杀之地。从内心中相信,我们只是为着信仰的缘故来到这里,为着信仰的缘故付出代价;相信主所说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能为我们心中的信仰付出代价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这群原本不配的人成了算是配为他的名受辱的一群人。

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彼前2:21—25)

北京守望教会户外敬拜问题解答(二)

1、明知在户外很难举行集体敬拜,我们为什么还要出去?

如果政府一堵或一拉上警戒线,造成我们实际无法集体敬拜,我们就放弃,那么我们早应该做出分散聚会的决定。虽然被堵在家,或无法在所选择的敬拜地点集体敬拜,但我们的决定和努力是在表明一个态度:即使在户外,我们也要集体敬拜;只有在被强力阻拦的情况下,我们不得已才分散到周围以小组的方式敬拜。

 2、我们是否仍去上周日那个地方?

是的,我们每主日还是会去上周日那个地方*。但大家到了后,如果看到警察已经封锁了那个地方,周围站的也都是警察,我们的建议是:在那里以小组或数人相约去其他地方,如公园、餐馆等地方,一同按照教会发的敬拜资料进行敬拜、交通与祷告。我们希望弟兄姊妹注意保护好自己。

3、个人去还是大家相约同去?

如果小组或几人相约同去会更好。小组长或其中的一位能够负责起来的人联络及带领大家去合适地方。在相约的地方汇合后,如果看到我们教会确定的那个地方已经被封锁,无法进行户外的敬拜,就带领大家到事先想好的地方,以小组的方式敬拜、交通与祷告。相信神会让我们特别经历在主里面的生命相连。

  4、如果再被限制人身自由怎么办?

这次去户外敬拜,最好事先告知自己熟悉的一位教会同工及另一位教会弟兄姊妹。如果由于户外敬拜,我们还是被带走并被关在某个地方,那么,尽量通过手机向教会同工或弟兄姊妹报告你被关押的地方或派出所的名称,好让教会知道你的情况;同时心里要做好至少被关押24小时或48小时的准备。

5、如何回答有关部门的询问?

询问有关教会的情况(如有关牧师长老的情况、教会的组织等),不必拘束,如实回答就是了,因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公开的教会;涉及你个人的问题,我们的建议是按你个人良心的诚实回答就是了,当然如果你不想回答可以保持沉默,或者诚实告知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当被告知我们的户外敬拜触犯法律时,除了让他们出示法律依据外,清楚表示这是我们的信仰行为,并且愿意为这个行为承担法律后果。教会建议不写保证书,以免我们落入到良心的不安或试探当中,并且不要轻信对方所说“某某已经写了保证书”这类的话。

6、争战还要多久?我当以怎样的心态面对?

我们不知道争战还会进行多长时间,但我们相信这都在我们主的手中。我们还是当以“与素常一样”的心,面对我们每主日在神面前的敬拜,不凭任何血气。我们知道,争战可能会让我们付出代价,无论是当时在现场被关押,还是随后在所租住的地方、工作的单位,甚至在家庭中受到压力;但我们相信,我们为主所付出的,必被主记念,并且比起我们因此从主那里所得到属天的祝福,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

(圣经 哥林多后书  4:6—11)

  *  有关户外敬拜场所的思考:

这几天我们陆续收到弟兄姊妹对户外敬拜场所的一些具体建议。首先为着弟兄姊妹的积极建言感恩,同时,在此我们也愿意把治委会同工们的思考与大家分享:

(一)当初选择中关村三层平台的考虑:

1.那地方虽处繁华地段,经几位弟兄的多次考察,发现那地方平常僻静几乎没人,特别是清晨较早的时候,而且非常适合聚会;

2.那地方有很多进出口、涉及的面较大,不容易封堵;

3.如果地点过于偏僻的话,只要封锁路段后有人蓄意制造事端产生肢体冲突再栽赃,那时谁也说不清楚。这次跟2009年不同,我们必须为弟兄姊妹的人身安全考虑,因此认为必须选定相对公开的地方,而不是特别偏僻和闭塞的地点。

4.此外,既然我们已经为信仰甘冒政治风险和预备好承担一切可能的法律后果,只要避开敏感的有政治标志性的地方即可。

(二)既然每个主日我们都无法集体敬拜,那么,为什么还是坚持到原定地方敬拜?

1.无论改到哪里,按目前的情况来看,封堵都是不可避免的;

2.上次到过那地方的弟兄姊妹,已经对那里的情况有所熟悉,也知道在那里如何应对;

3.如果换新的一个地方,有些弟兄姊妹就可能得不到更换地点的通知;

4.就如“4月10日户外敬拜通报”中所指出的,既然这次的户外敬拜所表达的就是我们毫无妥协的信仰立场,而且我们也认为持守这样的信仰立场本身就是一种敬拜,那么,最重要的和敏感的已经不是地点,而是我们的户外敬拜的行动及坚持本身;又如3月27日的“告会众书”里所说的,我们既然愿意面对被人加上政治罪名的风险(而且已经行动),那么,现在重要的,不是人怎么看我们,而是神如何看我们!

愿神赐福与我们!

北京守望教会户外敬拜问题解答(三)        

        1、我们是不是还要去教会原指定的那地方?

一些弟兄姊妹提出建议是否考虑换地方,那样大家能够聚起来。但目前这个阶段,地方选在哪里都不太可能聚起来,结果都是一样的。政府有关部门关心的已经不是我们选定哪里,而是我们去还是不去。上次问题解答(二)也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大家再看一下。

  2、如果没有警戒线,我们是否要上去三层的那个平台?

上周因为二层平台没有警戒线,所以有弟兄姊妹上去,结果还没开始敬拜就被便衣警察带走了。看来这可能也会是这周要遇到的情况。我们的建议是,如果没有警戒线,而我们有信心要上那个平台,并且已作好了上去就可能被带走的准备,并被扣押24或48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人身限制,那么就照着你的信心上去,面对询问诚实地回答,平静地被带走。如果你看到那里有便衣警察,在信心中还是认为在附近找个地方与肢体一起敬拜为好,那么就在附近找个合适的地方一起敬拜。

 3、如果我与小组长或多数成员的意见不一样怎么办?

如果你想上到平台上去,但你们小组其他的成员并不想上去,或者是相反的情况,那么我们建议,你可以顺服小组长(或根据多数成员的意见作出)的安排,但你内心里坚定要上去,你也可以自己上去或者加入到其他你可以找到的愿意上去的小组。如果是你一个人过去的,那么建议你在那附近尽快找到其他弟兄姊妹。或者与他们一同上到平台,或者找合适的地方敬拜。

 4、室内外的弟兄姊妹是否要按照教会所制定的主日程序来敬拜?

我们建议,作为一个整体的教会,无论去到户外敬拜的,还是在户内敬拜的,统一按照教会拟定的敬拜程序进行敬拜是合宜的。在这特殊时期,虽然我们不能够都聚在同一场所敬拜,但我们仍然是一个整体的教会。

 5、 十一奉献该当如何来缴纳和收取呢?

建议教会的弟兄姊妹从五月份起,每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祷告会期间,可以把奉献带来投在教会专门设置的奉献箱中,财务部会安排专人收取奉献。

“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但6:10)

北京守望教会     户外敬拜问题解答(四)[修订版]    

        1、教会目前的状况还会持续多长时间?

我们不知道教会户外敬拜会持续多长时间,但我们知道这个时间在神的手中。让我们的眼睛定睛在我们主自己的身上,相信他既带领他的教会进入到这处境中,也必会带领他的教会胜过这样的环境。求神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信心中继续坚持,在坚持中能够忍耐,“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5:3下—5)

   2、在这段时间如何尽可能保守教会敬拜的整体性?1

尽管我们教会还不能够在一处有整体的敬拜,但在持续下去的这场争战之中,我们仍当竭力保持教会敬拜的整体性,为此我们建议:1)每个主日,对于决定户外敬拜的弟兄姊妹,如果门口有拦阻就留在家中敬拜,如果能够出去就尽量找小组或熟悉的弟兄姊妹一同户外敬拜,或在附近适合场所敬拜。2)尽管我们可能会在不同的地方敬拜,但我们还是在同一时间(早上8:30),用教会提供的同一敬拜程序及主日讲章,以相同的诗歌及祷告来到我们的神面前敬拜他。相信我们这种愿意有合一敬拜的心必会蒙神的悦纳。3)我们相信,出去而被带走的弟兄姊妹,虽然在那个特定时间没有来得及进行敬拜的程序,但他们在神面前全然摆上的心,也是蒙神悦纳的敬拜。

3、我们当在哪些方面作好持久争战的准备?

我们教会目前的状况有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当借着祷告使我们有更充分的信心及心理准备。为此我们建议:1)弟兄姊妹多一些的彼此探望与相互联系,彼此勉励,在盼望喜乐中忍耐等候神的时候,注意恢复体力和灵性。2)尽量参加教会的周间祷告会,以及小组或团契的活动。3)各事工部门按照自己的年度事工计划,根据自己目前的情况,恢复或继续那些可以进行的事工。4)在这段特殊时期,小组长要承担比平时更重的牧养责任,求主坚固每个小组长,使他们不仅能关怀牧养小组组员的个人生命,而且能分享教会的状况、传递教会的信息,使组员生命能保持与教会的连接。

4、在这种困境中教会如何增强牧养?

虽然有可以自由活动的教会牧者能主持教会洗礼、婚礼及团契的活动,但由于教会的一些主要牧者仍然被囚在家中,还是给牧养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这一段时间,我们会主要地通过文字牧养的方式,定期发给大家讲章、牧函、敬拜资料以及其他与牧养有关的资料。同时,让我们继续祷告,求神在这种困境中特别地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找到其他更有效的牧养方式。

——————————
1  这里主要修改了第2点中的第1小点,原来的表达易于带来误解,这里主要是对决定出去的弟兄姊妹的建议。

不要把专注于信仰的教会政治化——回应《环球时报》社评

4月26日的《环球时报》(以下简称《时报》)出了一则题为“个别教会要避免让自己政治化” (以下简称“文”)的社评,文中所评论的就是近期在北京发生的守望教会户外敬拜的事情,而且就像题目所说的那样,是给守望教会的一个善意的提醒。这是我们所看到国内媒体有关守望教会户外敬拜的唯一正式中文报道,因此作为当事者的我们,有必要对文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做出澄清和解释,好让读者对此事件有更全面和细致的了解。

文中多次提到的“家庭教会”之所以被称为家庭教会,并不是因为只有家庭成员(加上少数亲朋)聚集参加,也不是因教会仅限在信徒的家里聚会。家庭教会是上世纪50年代时,一大批不愿意在信仰立场上做出妥协而拒绝参加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以下简称“三自”)的广大信众,为了坚持信仰和敬拜上帝,不得不退回到家中敬拜起始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参不参加“三自”不是一个信仰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不参加“三自”就是反革命,为此很多人被关进了 监狱;那些在信仰上不肯作出妥协的,只能在家里秘密敬拜了。过去极“左”的宗教政策,随着70年代末改革开放有所改变。这样,原先在家里秘密敬拜的所谓“家庭教会”逐渐公开聚会,并且随着人数的增长和环境的进一步改善,教会的聚会逐渐从个人的“家庭”(房子)移到写字楼等公共的开阔空间里,甚至有些地区的家庭教会盖起了教堂。尽管家庭教会经过了漫长的50多年时间,加上各地区间的差异,“‘家庭教会’的情况”确实“千差万别”,而且就像文中所指出的,“基督教近几年在中国发展很快,各地出现大量‘家庭教会’”,但是家庭教会的本质却一直没有改变——不愿意在信仰立场上作出妥协,拒绝参加“三自”——这才是真正的“家庭教会”。因此文中所说,“它与能在一个房子里容下的真正‘家庭教会’已经有了某种不同”,是对家庭教会的误解;教会最看重的不是聚会场所本身,而且也从来不以它来界定和限制自己,因圣经上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指基督)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本次守望教会户外敬拜,虽然是一个“个别教会”事件,但它所反映出来的是50多年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国宗教事务的老问题”在现时期的突显。我们承认现在的宗教环境比起过去宽松了许多,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相比于家庭教会在新形势下的发展,正是由于“原有的宗教管理系统”的严重滞后,造成了现在政教关系的张力。守望教会在过去的2005至2007年的两年多时间里,根据当时新出台的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积极主动向政府部门提出登记申请,并向国家宗教局递交了《北京守望教会 关于教会登记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从法律的途径解决家庭教会问题的意见。相反,相关部门对守望教会的回应是什么呢?相关部门不仅固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宗教政策,即不加入“三自”就不可能有合法的敬拜聚会,给予明确拒绝,而且只要信徒在家里聚会,片警不时地以“扰民”的名义干预,使教会被迫搬几十次地方;后来教会为了不扰民而租用写字楼聚会,相关部门又以得到举报“举行非法聚会的”名义冲入教会崇拜现场,要求停止正在进行的敬拜活动;而后在2009年几个部门(宗教、国保、工商、税务、刑警等部门)联合给房东施加巨大压力,强行使其解除租赁合同(那次也被迫到户外敬拜);为了拥有不被干扰的稳定聚会场所,教会信众合力奉献大量金钱购得一处能够容纳全会众的适合且能稳定聚会的场所,然而,尽管教会早已支付全额现款,但因有关部门的介入,开发商迟迟不敢把钥匙交给我们(这种情况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教会不得不再支付高额的资金租用地方,因有关部门介入,租赁合同多次被迫解除。因此,不是守望教会要“用‘宗教自由’打擦边球”,更不是守望教会要借户外敬拜有意“与社会管理系统发生对抗”,而是北京市(或是海淀区)的相关部门一直以来的作为(或者不作为),使户外敬拜成了守望教会“别无选择”的选择。

再者,文中也特别提到说,“搞政治是教会的大忌”,对此我们完全赞同。家庭教会不愿意参加“三自”,另一重要原因恰恰就是因为“三自”是政治运动的产物,是教会政治化的结果。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家庭教会都一直持守政教分离原则,坚决反对把教会政治化。为此,在这次关于户外敬拜的“告会众书”中,以及后来的“就户外敬拜的再次说明”中,我们都清楚地表明了户外敬拜是在不得已情况下的单纯的信仰行为,而不是假借宗教名义的政治化行动。无论是2009年11月的户外敬拜还是这次的户外敬拜,那些所谓敏感时期都不是教会所选择的,两次都是在有关部门使教会失去室内聚会场所之情况下,教会不得已做出的决定。2008年5月奥运前对守望教会的直接冲击、2009年六十年大庆前强行让房东解除与教会的租赁合同使教会失去聚会场所,以及在文中所说“当前政治上比较敏感的这一时刻”,守望教会所签室内场所的租赁合同又被解除……每当敏感时期发生的这些事件,到底是偶然、还是巧合,或是一种定然?

我们再次表明,守望教会的户外敬拜,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纯宗教性的问题,是家庭教会的快速成长和滞后的“原有宗教管理系统”的张力导致的宗教问题。因此,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不要把守望的户外敬拜活动政治化。把它政治化也许可以减轻有些部门的相关责任,但这不是解决宗教问题的合宜方式。我们希望政府部门能够把其确实当作一个宗教问题来解决,并且也只有将其当作一个宗教性质的问题,这个问题才有可能得到合宜的解决。其实守望教会所希望的,无非就是可以在室内稳定聚会的保证,这要求一点都不高,作为教会再平常不过了。守望教会在“就户外敬拜的再次说明”中也曾明确表示,“政府部门也会因此看到,只要教会有一个有保证的聚会场所,特别是自己所购置的场所,教会就会像2009年11月一样马上回到室内进行主日的敬拜;由此关于教会有任何政治动机的所有猜测都会不攻自破。”我们理解当前有关部门“彻底解决它并不容易,很难‘一刀切’”的处境,因此,如果无法出具守望教会可以回到室内的书面凭证,那么让守望教会进入自己已购买的场所敬拜,是最自然、最合理,也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法了。当然,此后可以建立彼此沟通的平台,一同寻求长远的解决之道,也为解决家庭教会问题积累经验,为社会的稳定及和谐共同做出贡献。

最后,我们再次请求,不要把专注于信仰的教会政治化。
北京守望教会
2011-4-27

为结束60年宗教逼迫发出声音 文/王怡

一、家庭教会是守法的代表

1955年,王明道先生写下《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成为中国教会在君王和社会面前的辩护词。几十年来,家庭教会为福音的缘故,在中国始终持守和践行着宗教和良心的自由。尽管一直受到政府打压,教会一直努力传讲基督的福音,不停止礼拜和聚会。尽管缺乏合法的法律地位,但教会仍然在当代中国形成了几千万公民的团体生活。

有人问,家庭教会违法了吗。我要坦然回答,是的。60年来,家庭教会一直在违法,在礼拜、结社、教义、教产、圣礼、布道、宣教、神学培训、牧职按立、文字印刷、儿童主日学和慈惠事工上,家庭教会都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全面违背中国的宗教行政管理及相关行政执法,已长达60年。否定这一点,就等于否定了家庭教会的道路,也否定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政教冲突的历史事实。

但是,比这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违法了吗?我们当诚实并勇敢地回答,是的。60年来,这个国家一直在宗教自由方面践踏自己的宪法和法律,在教会的礼拜、结社、教义、教产、圣礼、宣教、神学培训、牧职按立、文字印刷、儿童主日学、慈惠等事工上,都以非法的、专制的和野蛮的方式,逼迫主基督在中国的儿女和教会。

因此,我们再问,家庭教会违法了吗?如果圣经是基督徒和教会的“宪法”,那么家庭教会60年来对上帝的敬拜和传讲,正是在中国社会中遵循上帝律法和良心自由的典范。我必须说,我们没有违背那更高的、至尊的法律(雅2:8)。并且,正因为我们必须遵守那刻在良心中的法律,我们才不敢不违背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的宗教管理体系——因为这个体系剥夺和控制了基督徒敬拜上帝和传讲福音的使命。

因此,我们再问,家庭教会违法了吗?如果《宪法》被称为现代国家的“君王”,如果中国政府宣称它的权力来自宪法的赋予并应当遵守宪法。那么,我也要诚实地回答,60年来,家庭教会恰恰是在中国社会顺服君王和宪法的典范。教会顺服宪法到了一个地步,即使所有政府官员都选择了藐视宪法,甚至将那些不和他们一起违法的人送入监牢,但教会仍然一如既往地践行着依法敬拜上帝和传讲福音的宪法权利。并且,正因为我们必须遵守那在上掌权的《宪法》,我们才不敢不违背那些违反宪法的宗教行政管理体系及相关的执法行为。

家庭教会的一切诉求,在本质上都是福音的诉求。这一诉求与国家的直接冲突,聚焦在《宪法》第35条所保障的“宗教信仰自由”。换言之,社会转型、政治进步、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这些在基督徒看来也都是好的,但这些永远都不是教会的诉求。无论是奴隶制还是民主制,无论是君主还是法治,圣经教导教会都要顺服政府的权柄。总而言之,基督的教会对任何政治和法律制度都并不感兴趣;但教会在任何政治和法律制度下,都对敬拜上帝和传扬福音的自由感兴趣。

因此,在60年的宗教逼迫中,家庭教会一直以和平、忍耐的方式,成为中国社会守法的代表。主若许可,教会也甘愿在任何制度下吃亏,遵守一切不公不义的法律。事实上,60年来家庭教会就是这样行的。然而,教会唯一不能遵守的法律,就是那些试图剥夺和控制我们敬拜上帝和传扬福音的自由的法律。教会在公共层面,不能不视这些法律是“违宪”的;教会在信仰上,也必须视这些法律是邪恶的和敌基督的。

无论面对罗马皇帝还是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真教会的这一立场从来没有改变过。并且,也几乎正是基于基督教会对这一立场的近两千年的坚持和付出,才形成了现代国家和宪法制度中的“宗教自由”观念。

家庭教会的诉求,一直以来,就白纸黑字地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除了结束宗教逼迫,保障宗教自由,教会的福音使命与国家的权力无关,教会对国家一无所求。

二、不是政治化,而是政治逼迫

人民日报主办的《环球时报》(4月25日)撰文,指北京守望教会的户外崇拜,及家庭教会寻求其敬拜、传道和地方教会群体的公开化、合法化的努力,是教会的“政治化”。

即使在信徒中,我们也常常疑惑于这个问题。我认为,要理解1950年以来教会与国家关系的历史和现实,必须澄清以下几点事实:

1、    60年来的宗教逼迫,从来就不是法律逼迫,而是政治逼迫。就如主耶稣当初所受的审判,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审判(彼拉多说按罗马法律耶稣是无罪的),而是宗教和政治审判。耶稣说,“仆人不能大过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约15:20)。我要对弟兄姊妹们说,如果我们所信的这位基督,是以煽动颠覆国家的罪名被钉上十字架的。我们在受逼迫中被称为“搞政治”的,这岂不是我们作为门徒本不配得的荣耀吗?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顶着“犹太人的王”的牌子,因他本是荣耀的君王。同样,中国家庭教会顶着“政治化”的牌子,因我们本是有君尊的祭司。

2、    国家与家庭教会的冲突,从来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无论政府还是教会,都要面对这个事实。家庭教会的问题从来就不是在技术层面和行政层面的执法或违法问题。“家庭教会问题”,是因着数千万基督徒公民长达60年来对宗教和良心自由的持守,从而形成的当代中国最严重的公共政治问题之一。

3、    是政府对教会60年的政治逼迫,而不是教会60年来在行政管理层面的不合作,才导致了家庭教会问题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4、    是教会的信仰成为了政治的一部分,而不是政治成为了教会信仰的一部分。对教会来说,无论礼拜、结社、教义、教产、圣礼、布道、宣教、神学培训、牧职按立、文字印刷、儿童主日学和慈惠事工,都永远是信仰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但对国家来说,只要政府一天不承认教会有敬拜上帝、传扬福音之主权,这些问题就永远都是政治问题,而不是信仰问题。

5、    家庭教会的立场和诉求,恰恰是请求掌权者,不要再把我们当作政治问题了。这正是家庭教会坚持不加入“三自爱国运动”的原因。家庭教会因此承受的政治逼迫、隔离和歧视,已长达60年。我们已厌烦了偷偷摸摸地聚会,厌烦了和秘密警察打交道,厌烦了这个国家对福音的恐惧。谁的心里有恐惧,谁就继续在将信仰问题“政治化”。

6、    “家庭教会问题”的政治化和“教会的政治化”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教会除了以非暴力不合作方式践行宗教自由以外,是否介入和借助狭义上的“政治的”权力和手段,而导致了教会本身的“政治化”?据我对当代家庭教会的了解,我必须断然作答:我不认为任何家庭教会及其传道人有“政治化”的倾向和危险;正如我不认为任何“三自”堂会及其传道人没有“政治化”的倾向和危险一样。因为将教会政治化的,恰恰是跟从三自运动的官方教会,而不是拒绝“三自”运动的家庭教会。

7、    只有结束宗教逼迫,保障宗教自由,才是家庭教会问题“非政治化”的唯一出路。今天的家庭教会,尤其是城市教会的牧者、传道人,有责任为此发出声音。上一代的传道人,因宗教逼迫本身而为主受苦。这一代的传道人,要因着结束宗教逼迫而预备为主受苦。

三、为结束宗教逼迫发出声音

从教父查士丁的《护教辞》和初代教父们大量的护教文字,到路德和加尔文等改教家为着护教而呈给君王和诸侯们的文章、书籍,到中国家庭教会的前辈王明道先生所写的《我们是为了信仰》,主基督为他的教会,在“被政治化”的历史中,引导和开辟了一条公开护教和传扬福音的道路。

今天,上帝为家庭教会的领袖和信徒们,预备了远比过去时代更广阔的新闻传播、公共舆论、互联网、市民社会及现代法治体系的保护、允许和技术条件,我们若不能更加公开、坦然地在中国的掌权者和人民面前为基督信仰辩护,为结束60年的宗教逼迫而发声,并提出我们对福音传扬之自由和教会对教义、教产、教职之主权的主张,我们这些传道人就有祸了。

我呼吁更多的传道人一起发出声音,并请求主在中国的全体教会成员,及政府和更多的公民,来诚实面对以下的事实:

1、    1950年开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基督教会的宗教逼迫,至今没有结束;

2、    基督教会的聚会、结社、布道和宣教的自由,仍不被中国政府承认;

3、    中国《宪法》中的宗教信仰自由条款,至今形同虚设;

4、    基督徒在任公职、受教育、学术、出版上,至今受到公开或严重的歧视。

我也请求中国的掌权者,和每一个或参与或没有参与过宗教逼迫的公务人员,凭着上帝刻在你们灵魂中之良心(罗2:15),来承认和面对以下事实:

1、    195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基督教、天主教中展开响应“基督教宣言”运动的指示》,将教会视为“帝国主义的工具”,随后在历次政治运动和迫害中,将无数牧师、传道人以“反革命分子”等名义关押、枪决,迫害不参加官方“三自爱国会”的广大信徒,其中包括我们尊敬的王明道、倪柝声、袁相忱等传道人。这些政治迫害迄今为止,一直未曾得到改正、重审与和解。

2、    1950年12月29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构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报告》,随后全国19所基督教高校、200多所教会中学、1700多所教会小学及基督教的医院、孤儿院等机构,全部被政府接收。这一剥夺和侵犯宗教自由和教会财产的行为,60年来未曾得到积极和全面的改正。

3、    1982年3月31日,中共中央的“19号文件”对当时的极左宗教政策有所纠正,但仍然保持了对基督徒聚会、结社和宣教的限制和打压,从此主导了各级政府30年来对基督徒和教会的错误执法,包括罚款、拘留、劳教、关押、取缔、酷刑及其他非法措施。这一错误政策的影响迄今未曾消除。

4、    2004年,国务院违背《立法法》关于“对公民政治权利的限制必须制定法律”的规定,非法制定《宗教事务条例》。其中对基督徒的聚会、结社和宣教的宪法权利,作出诸多限制和取消,并继续将处在中共统战部和官方“三自爱国会”控制以外的广大基督徒的聚会、结社和宣教的行为,视为非法。

作为家庭教会的传道人,我为教会所受的这一切逼迫和限制,感谢和赞美全能的上帝。因为上帝许可并在他美善纯全的旨意中使用这一切,造就、炼净了上帝在中国的教会和儿女。并赐给我们不配得的,为义受苦的莫大福分(彼前3:14)。在更高的意义甚至个人的意义上,我宁愿这样的逼迫继续存在,也甘心顺服上帝的心意,预备承受更长久的政教冲突。因为这对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和那末后的指望而言,都是好得无比的。

但我们发出声音的缘故,是为着对那一切逼迫者的怜悯。他们不信基督的福音,也就不信上帝公义的愤怒和咒诅——难道我们也不信吗?

我们发出声音的缘故,是为着对那一切因宗教逼迫的阻隔而不能更自由、更有机会听到福音、来到教会的同胞的怜悯。他们不信基督的福音,也就不在乎他们失去了什么——难道我们也不在乎吗?

我们发出声音的缘故,更是为着我们在受逼迫中常常的软弱。“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太26:39)。我们承认,在这常年累月的逼迫和限制中,基督徒也常有胆怯、惧怕,常带血气,苦毒,甚至在受苦中也难免自义、骄傲。因此,我们不是追求宗教自由的英雄,我们乃是求告主基督,早日使我们在这时代远离试探,脱离凶恶。免得我们“被压太重,力不能胜”(林后1:8),而羞辱了主的名。

60年前的中国政府,曾威胁每一个基督徒,把自己的名字和身份交给凯撒。从1950年到1954年,有41万基督徒(约占当时基督徒的50%)自愿或被迫在“三自爱国宣言”上签名,公开背叛主基督和他的教会,也被迫退出了公共社会。

60年后的主的教会,也需要呼召每一个基督徒,再一次,是为福音的缘故把自己的名字和身份交出来。我们有责任以某种相似的方式(另一场呼吁、发声、请愿、护教和签名运动),在掌权者面前公开自己的认信,为福音和教会辩护,靠着基督的宝血,洗刷中国教会背主的耻辱。

我们需要的并不是一场宗教的“维权运动”,我们需要的只是一场真正的福音运动。我们的声援、请愿和发声,是与家庭教会在当前城市化和社会转型中的一场前所未有的福音预工运动及城市植堂、堂会转型、宣教运动及福音的文化使命密切相关的。借着这一过程,让家庭教会更加确定地方教会的成员,建造每一间地方堂会,在世人面前形成一个看得见的基督徒共同体。并以宗教自由的议题挑战其他公民的良心,坚固教会成员的勇气,呼唤游离的信徒的委身。
教会并不是要激昂地向国家争取我们没有的权利。教会乃是谦卑地为着这个国家能蒙福音的益处,而请求国家承认和尊重我们已经拥有的自由。

教会也并不需要和依靠外在的“宗教自由”,才能维持并活出基督信仰。相反,60年来,教会已经因着基督信仰,而活出了真正的“自由”。因此,教会为结束宗教逼迫的请愿、呼吁、护教、签名和发声,不是为着有形教会的外在益处,而是为着主基督国度的扩展,和对其他社会群体的祝福。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罗13:5)。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给一切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作圣徒的,以及在中国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因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林前1:2—3)。
写于主后2011/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