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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与文化

文/庄祖鲲

前言:今日华人教会越来越重视宣教,因此莫不积极地推动宣教。正因此缘故,无论在神学院,或在教会,有关宣教方面有系统的教导,就成了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们如果要探究基督教宣教学,就必须研究宣教历史,因为宣教学本身是由三个主要的学术领域交集而成:宣教历史、宣教神学、文化人类学及社会学。在这三个领域中,宣教历史提供有关宣教的历史回顾;宣教神学提供宣教的圣经及神学基础;文化人类学及社会学则分别由文化和社会运动的角度对宣教提供新的透视。
 
超越文化的沟通

文化差异会影响信息的传递,因为每一个社会都透过自己的语言及文化,来看这个世界。但是没有一个文化是没有偏见的,因为跨越文化的传译和沟通,绝不是容易的事。文化差异会在好几个方面影响所传递的信息:第一,除非传信息者用接受者所能理解的形式来沟通,否则接收者无法接收信息。第二,信息本身必须经过翻译,而且扭曲的程度必须达到最低。第三,信息也要适应当地文化的处境,在建筑物外形、崇拜形式、诗歌和领导方式都要有所调整。而外来宗教在本地文化中的沟通,所遭遇的困难,与这些是相似的。

学者希伯指出,文化沟通包含三个层次:理性、情感和意志。在理性层次主要是传达资讯和意义;在情感层次是感受的分享;在意志层次则是价值判断的传达。通常在沟通时,这三个层次是同时进行的。

学者贺色格芮夫在分析跨文化沟通时,提出一个包含七个层次的模式。他指出,当某一信息由甲文化传至乙文化时,这信息会经过七层的“滤网”来解码。因此,影响信息传递的两个决定性因素是:甲方对乙文化了解的程度,和乙方对甲文化了解的程度。换句话说,如果乙方对甲文化有充分的了解,当他们在“解码”时,比较能正确地解读信息的原意;或者,因甲方对乙文化有深入的认知,所以在甲方“加码”时,已采用乙方习用的密码,使乙方在解读时容易正确地掌握原意。

贺色格芮夫的七个滤网包括世界观、思考方式、语言形式、行为模式、社会结构、传播媒体和决定诱因等,在此我们只能作简略的介绍。

1、世界观

“世界观”是文化中最深层的部分,其中包含许多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前提假设,透过这些,人们来透视周遭的一切事物。换句话说,“世界观”好比是人们看世界时所带的“眼镜”,透过它,所有的事物都清晰了,很多事物也有了较合理的解释。
不同民族和文化都发展出独特的世界观。譬如说,中国人的世界观深受儒道二家的影响,道家强调“阴阳”、“道”和“无”等概念,儒家则强调“忠孝”、“孝道”和“性善”等观念。

我们可以列举一些不同的世界观,作为比较:

(1)自然主义(物质主义)的世界观:典型的代表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及实证主义者,他们相信物质和空间是永存的。至于超自然的事物都被视为未开化民族的迷信而嗤之以鼻。自然界除了提供人类生存所需的物质外,也被视为需要人类去征服的对象。因此,“人定胜天”的口号,成为进步、成功的代名词。在传福音时,首先宣教士必须面对的,乃是科学与信仰的冲突问题。
(2)原始民族的世界观:他们大多数是多神论或精灵崇拜者,对他们而言,人与动物及神灵是共存的,而且界限也不明显,很重要的是不要去惊动或惹恼那些神灵或祖先,否则会引祸上身。在这样的环境中宣教,“灵界争战”是关键性的问题。
(3)印度教的世界观:印度教徒是一种一元论式的泛神论,相信宇宙万物原为一体,他们也相信轮回,以及人前生的恶行会造成“业力”,甚至影响今生。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是无始无终、周而复始的,他们对人生主要是寻求解脱。在这样的世界观中,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介绍这位独一的三一真神。

在超越文化的宣教事工上,世界观的差异,是最难处理的问题。

2、思考方式

有许多人研究东西方人士思考方式之异同,古立克(Sidney L Gulick)认为西方人注重科学的、理性的思考,东方人则偏重神秘的、直觉的思考。诺斯若普(F. S. C. Northrop)则认为东西方人士都由感官经验入门,但是西方人偏重系统性理论的推敲,东方人却偏重在审美方面的涵意,因此东方宗教强调神秘主义、直觉思维和情感。而且东方人是实用主义的,他们强调实用的技术,少去研究其背后的理论基础。

学者指出中国哲学,无论是道家或儒家,都以“具体的经验”来探索真理,不像西方人依据前提假设或概念,也不像印度人依靠神秘经验和直觉。中国人强调人际关系及物我关系。例如儒家重视“礼”,并以此为其所有教训的落实。而所谓的“伦理道德”,几乎完全是谈到如何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而很少论及处理事物本身的对与错。因此,像“职业伦理”和“生命伦理”等类的问题,在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中,是很难找到答案的。但是在这种思维方式之下,中国人读圣经马上会想到的也是在伦理道德上的应用,而很少联想到其中的神学思想及属灵原则。

3、语言形式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近代学者激烈争辩的问题。渥夫(Benjamin L. Whorf)强调语言形态的歧义性,他认为语言的差异导致不同的世界观,因为语言不仅表达意念,也塑造我们的思想。但是琼斯基(Noam Chomsky)则强烈地批判渥夫的理论,琼斯基认为,语言的差异只是表层的,它们的深层结构是相容的。所以,琼斯基强调语言及人类的相似性,而非相异性。近代的语言学者似乎较多倾向琼斯基的观点。

有些圣经的词句,若是直接照原文字面意思翻译,可能没有对等的词,必须用其他相似的词。例如非洲有一些部落没有见过“雪”,因此,“洁白如雪”只好翻译成“洁白如羊毛”。另外在某些地区,要翻译“我(耶稣)站在门外叩门”(启3:20)时遇见困难。因为在当地只有窃贼才会叩门,客人只会在门外“叫门”。因此,那段圣经在当地就被翻译为“我(耶稣)站在门外叫门”。这种翻译方式,一般称之为“动态对等译法”。

“动态对等译法”希望不但忠于原作者及他的信息,也希望能忠于信息对最初的读者期望造成的冲击。因此,他们使用接收者(读者)文化中的语言,来传达与作者原意相“对等”的意义,以带来对等的冲击。这种的翻译,主要是朝向对等的“回应”,而非朝向对等的“形式”。

4、行为模式

有研究指出,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里,只有少于35%是语言的部分,其他的都是非语言的部分。近代传播学大师豪尔(Edward T.Hall)在1959年,发表了他的名著《寂静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引起大众对“非口述之语言”(Nonverbal Language)之新认知。他指出,许多的文化是在非正式的层次上传达的,诸如姿态、手势、表情、站的位置、时间、声调,甚至眼神,都在传达重要的信息。

贺色格芮夫曾列出七种在跨文化沟通中宣教士要注意的事项:

(1)外表:如蓄长发合适吗?讲道可以穿凉鞋吗?一定要打领结吗?
(2)肢体语言:可以用手指指人吗?哪根指头是不能用的?讲话时眼睛可以注视对方吗?看哪里?
(3)触摸:可以摸孩子的头吗?异性见面拥抱合适吗?问安时可以脸贴脸吗?
(4)空间:两人对话时该保持多少距离才合适?我们应该保留私人空间吗?宴客时的首席在哪里?办公室要用隔间还是要用屏风?
(5)时间:聚会准时非常重要吗?讲道超过时间是过失吗?
(6)表达方式:讲话的腔调、速度、音调、表情等。
(7)环境因素:如教堂建筑外形及色彩、房间的家具布置,甚至化妆品的使用,都可能造成某种印象。

作为一名宣教士,我们要如何在行为模式方面帮助我们进行有效的跨文化沟通呢?第一,我们必须忠于圣经的教导和良心的提醒,也就是过圣洁的生活。言行一致,行事为人合乎圣徒的体统。第二,在无关对错的行为上,以“入境随俗”的态度,采取对当地人而言适当的行为模式(如服饰、发型和手势等)来进行沟通。第三,如果你对当地的某些行为模式的正当性有怀疑,你要先深入地了解当地的文化,如果必须予以纠正,也需要从非正式管道着手,加上全面、深入的教导,才能有果效。

5、社会结构

每个社会都有其特定的社会结构,每个人在他的社会中也有特定的角色和地位,这都会在沟通上造成影响。社会结构也会影响新观念的传递及扩散速度。语言学家尼达指出,每个社会对该由谁向某个阶层的人说些什么事,都有其特定的规则。因此,有效的沟通(尤其是宗教的传播),必须透过适当的人经由合适的社会管道传送。一般而言,人们比较多与同阶层的人沟通,也就是“平行式沟通”。至于“垂直式沟通”,则比较有影响力的沟通,大多数是由上而下的,较少是由下而上的。

罗马天主教一向的宣教策略就是偏重上层阶层,再由上向下传播福音。这种策略曾有效地带领许多欧洲蛮族的全族归信基督教,因而导致中下阶层人士对教会的疏离感。基督教(新教)的策略则一向由中下阶层着手,与政治当权派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然经由教育的手段,信徒在社会中的地位很自然会逐步上升,因此也同样能达到向上扩散福音的目的。

宣教士在选择传福音的对象时,也要考虑到其可能的后果。如果教会的主要成员是社会上的“边缘人士”,如醉鬼、流浪汉、黑社会成员、舞女等人,这些人对福音的反应一般比较热烈,但是社会上的中坚分子,却可能因此拒绝加入教会。在印度,大多数基督徒是来自于最低的贱民阶层,最高的婆罗门阶层很少人信主就是一例。但是北美偏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的华人教会,却又会使蓝领阶层的人士望而却步。

6、传播媒体

大众传播媒体的发展,已使今日的文化扩散完全改观。中国古人曰“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已经成为事实。但是关于不同社会阶层人士应用传播媒体之癖好,仍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依据一项在美国的调查显示,社会中最高阶层成员主要依靠印刷媒体(报纸、杂志和书籍),中下阶层(占人口50%以上)则偏重电子媒体。在菲律宾的类似调查显示,在都市和乡村,收音机和电视是最主要的传播工具,报纸和杂志的阅读率很低。因此,在文化的传播方面,媒体的选择及使用方式,实在是一门专门的学问。

从跨文化沟通的角度来说,宣教士要避免先入为主地以为,在自己的文化中最有效的传播媒体,在另一个文化中也一样有效。譬如在美国影响力很大的电视布道,在其他国家就未必吃香。

(本文摘自《宣教与文化》,庄祖鲲著,基督使者协会出版,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