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我已经读过朋氏的《狱中书简》、《作门徒的代价》和《团契生活》，多有收获，也对他的经历略有所知，但我还是没有想到这样一本写给德国青少年读的薄薄的传记，竟然带给我如此强烈的震撼。这本书和日本作家远藤周作的小说《沉默》是我同时拿到又在同一天读完的，那种感觉难以言说。同样以耶稣的道成肉身的爱为立据，《沉默》告诉我：真爱就是不要爱惜自己的名声宣布判教，踏向十字架和圣母圣子像，向它吐唾沫，说出亵渎的话，以拯救那些日本信徒——你的弟兄姊妹的生命；朋霍费尔则以他的行动说：真爱就是安放在希特勒身边的那颗定时炸弹。我被来自两个方向的力量撕扯着，分裂着，寻找我的边界……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出身于一个典型的德国中产阶级的家庭，父亲是大学教授兼医院院长。母亲家族的身份更显赫一些，有贵族血统，出过许多艺术家、神学家，朋霍费尔的外祖父甚至当过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御前牧师。但是显然朋霍费尔的家庭更以他们的市民阶级身份而骄傲。迪特里希•朋霍费尔是这个中产阶级大家庭中并不特别受关注的一个，他的父母因为要照顾他的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已经忙得快要喘不过气来了，他又是和他的双胞胎妹妹一起降生在这个家庭，后来，他们又添了一个妹妹。八个孩子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诚实、正直、讲究秩序和感情节制。在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朋霍费尔绝不是一个天生的叛逆者，他短暂一生中与其所要努力胜过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的搏斗一点也不亚于他所投身其中的抵抗运动的风险。所以，当他第一次放弃在伦敦相对安定的生活回到德国时，“这是一件关系到整体的事，必须要拒绝不彻底的决心，虚假的顾虑和懒惰的妥协。但这意味着在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时，他要与中产阶级的安全感分离，要断绝许多的人际关系，如果这些关系会危及他全身心地追求公义，或是阻碍他自愿进入受迫害的环境的话。”（112页）
（哦，顺便提一句，几年前在学习心理辅导功课时，我一直怀疑教材中对于安全感近乎病态的痴迷与美国中产阶级价值观有关，但只是猜测，没找到理论依据。倒是朋氏给我提供了支撑点。看来全世界的中产阶级对于安全感的需求和认同都是特别强烈的。）
促使朋霍费尔信仰突破的重要事件是他24岁到美国协和神学院的经历。那里是不太为正统福音派认可的“社会福音”的阵营，解放神学是其特色。初到纽约时，朋霍费尔曾经写道“这里根本没有神学”。但是很快，因为接触到美国社会种族隔离政策的现实，经历了美国黑人团契的主日崇拜而理解了“解放福音”。另一个力量来自他神学院的同学——年轻的法国牧师让•拉谢勒（Jean Lasserre）。“迪特里希将那种祖国思想中的德国市民阶级的反法仇恨，全部投射在让身上，却一无所获。……他（让）说：‘一个人无法同时是基督徒和国家主义者……我们所信仰的难道不是神圣和普世的教会吗？或者我们信仰的是法国的永恒使命？’”协和神学院拆开了朋霍费尔头脑中禁锢他的德国市民阶级的框架（也可借宋军牧师的术语称之为信仰前理解），他开始从超越种族、跨越阶级和国家、民族的层面理解登山宝训，理解基督信仰的核心，“谁还想无知自在地进入应许之地？”
讲朋霍费尔的故事当然离不开他人生的顶峰，他为反对纳粹献出了生命，但那似乎更像我们熟悉的共产党人的故事。我关切的是纳粹在德国掌权之后，朋霍费尔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神学家是怎样思索他的信仰并以生命实践出来的。
上个世纪30年代初，纳粹通过选举成为德国议会第一大党，整个德国的意识形态越来越纳粹化。先是国家教会完全认同政府倡导的意识形态，后来，连因不满意国家教会放弃信仰独立的立场而成立的认信教会也在越来越强大的政治压力和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面前妥协，遵从了世俗政权的领导。颇有讽刺意味的是1932年就成立的德国政府宣布将以基督的世界观拯救德国。朋霍费尔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会借由‘奉神之命，阿们’而不分贫富、国籍联合在一起吗？或者隐藏在这个宗教趋势背后的，正是我们难以驾驭的独裁欲望——以神之名做我们想做的事，以基督的世界观之名，利用并煽动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相争斗，然后从中牟利？”
历史不幸被言中，看看这是怎样的“基督世界观”吧：

“不具有雅利安血统的人，或与非雅利安人结婚的人，都不可在一般教会的管理机构担任神职人员及公职人员……”
1933年圣诞节前，帝国教会的主教将教会的青少年联盟交给“元首”，其成员将成为“希特勒青少年”。
此后又有一项规定：所有不受帝国教会统治机关的控制而私自与国外教会接触者，都被假设为有背叛国家的企图。
1935年末，政府承认的教会决策会声明：他们将为上讲道课程的神学生提供“国家的认证”和牧师职位，只要他们接受一次教会当局所举办的考试。
1937年，符腾堡邦主教在某堂宣告：“我们福音教会没有犹太人，比任何其他教会都还干净。”
1939年，御用的帝国教会掀起一场效忠宣誓运动作为向希特勒50岁生日献上的生日礼物。认信教会虽然对此不以为然，却无力反对政府部门提出的“效忠宣誓”的要求，甚至后来它自己还明文规定“拒绝宣誓效忠的人要予以开除”。
莱茵省福音教会监理会给予一位犹太裔牧师的评语是：“弗莱陶在外表和本质上尤其是他的眼睛上，看起来具有犹太种族特有的外表特征，因此不可以担任教会的工作。”1943年，弗莱陶在集中营里失去了踪迹。
……
1938年11月9日，在一场针对犹太人的抢掠、纵火暴力——帝国水晶之夜——之后，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在一份没有机会实施的教会认罪宣言草稿中写道：
“教会曾经在必须嘶喊的时候封缄其口……教会曾经看着惨无人道的暴力蛮横地施行，无数的无辜者、受压迫者承受着身体和灵魂上的痛苦；曾经看着仇恨与谋杀横行，而没有发出她的声音，没有找出可以赶紧帮助他们的方法。教会是有罪的，她愧对耶稣基督里那些孱弱又无自卫能力的弟兄的生命。”
在这沉默的大多数的德国教会背后，除了人性怯懦、卑微和从众之外，支持他们的神学理据恰恰是源自他们的先辈，宗教改革的先锋马丁•路德神学思想中的政教关系理论。
“中世纪时，他（马丁•路德）在教义里提出了两个国度和两个统治的观点，并反对教会和国家权力混在一起。世界的权力——法律、政治、经济——不可为了教会的利益被误用，而教会的权力——讲道、团契、圣礼——也不可以被误用来在世界图利。这在当时是很先进的见解，因为它包含了信仰和良心的自由，以及让俗世政权归于俗世的要求。路德的精辟教义表现在德国教会的实践上，简单地说就是：教会该做的是宣扬福音，不要搅进政治事务中。”
（倘若《力阻狂轮》的作者对路德政教观的这段描述有点简单，读者应该理解，这是一本青少年读物，不是神学研讨。）
但是恐怕马丁•路德没有想到四百年后在他的祖国，俗世权力如此强大而且邪恶，步步逼迫，使教会不能无视它，也无处躲避它。顺从就是它的帮凶，反对就是它的敌人，别无选择。“上帝的国不在世界上，听起来似乎很顺服上帝，显示的却是……顺服获胜政权及其魔力。”
1933年3月21日，柏林总教区的牧师，后来的柏林主教奥托•迪贝利乌斯（Otto Diblelius）主持国会重新开幕的礼拜，“他在那里大言不惭地为国家暴政辩护，还引用了一些神学根据来安慰所有福音教会的良知：‘当事情涉及国家存亡时，国家的公权力就必须被彻底地和强有力地执行，不管对内或对外。我们已经从马丁•路德博士那里学得忌讳：当国家在行使被交托的使命时，不可拦阻合法的国家公权力。即使国家公权力变得粗暴无情，也不可加以反对。’”

这话听起来是不是有些耳熟?在上海万邦教会被宣布为非法的时候，在山西临汾教会被夷为平地的时候，在广州良人教会的牧师被拘捕的时候，我们是否都隐隐听到过这种声音？倘若说1933年的奥托•迪贝利乌斯是受历史的局限而错误地主张了这种偏颇的政教关系理念，那么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奥斯维辛，经历了600万 犹太人被屠杀，上千万平民死于暴政的公权力之下，还有人坚持这样的主张就让我无言了。
还是回过头来讲朋霍费尔吧！支撑朋霍费尔的选择的当然也是他的神学观念。1936年朋霍费尔在组织芬跟瓦教会传道人讲习班以及随后出版《追随基督》一书时就已经脱离路德宗的立场。
“团契生活本身不是目的。也不像其他修道团契那样企图逃避现实。当时的确出现过这样一些修道团体，欲通过倒回至旧的礼拜仪式、宗教美学、冥想和诗歌来克服教会政策的困境。迪特里希反对他们的做法，他认为：‘只有为犹太人发出呼喊的，才可高唱圣歌！’”（133页）
朋霍费尔这样抨击他所命名的那著名的“廉价恩典”：
“廉价的恩典是教会的死敌……被贱价抛售的宽恕……是不用付代价的恩典，不求代价的恩典……在这样的教会中，世界的罪恶找到了掩护。这正是它不感到后悔并且不愿从其中脱离的罪恶……因为恩典可以承担一切，因此一切可以照旧进行……没有什么比将路德的行动予以误读更加致命的了，人们误解路德所发现的纯正恩典福音，可以向世界宣告说：人可以不必在这个世界顺服耶稣的诫命。”（132页）
基于这种认信，朋霍费尔和他的少数拒不妥协的同道成为备受批评指责和攻击的对象，“人们说他们迂腐，且缺乏外交能力，嘲弄他们‘殉道成瘾’。”（150页）
一些人为教会的妥协辩解，称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教会的生存，朋霍费尔坚定地回答：
“有人利用这样的演讲想要使我们恐惧忧虑——我们应该至少要极力拯救目前剩下的资源。我们被分化、捉拿、封锁得已经足够了……对此种论点我们必须反驳，我们对这些资源没有任何期望……我们并不将我们的心寄托在那些机构或组织上，也不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坚定相信的是：上帝将会用他奇妙的方式拯救他的话，以及用他的话拯救我们。这是我们唯一打算要坚持的资源。”（150页）
可惜，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的信仰前辈能看到并接受朋氏的思想，是否可以少走许多弯路？可惜，即使今天我们已经读到、知道朋氏的思想，我们是否仍然会在教会的生存与对神的笃守之间挣扎？一个失去了对独一真神信仰的教会还是不是教会？一个没有能力在这个世界上见证神的公义的教会还有存在的价值吗？或上帝亲自拆毁，或名存而实亡。地上的有形教会不是终极意义所在，今天的我们对此是否能够认同接受？
最后，我要略微谈及一点朋霍费尔的死，之所以只是略微谈及，是因为那超出了我所能论说的边界。
即使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1953年在佛罗森堡集中营召开的朋霍费尔追思会上，邦主教麦塞就示威性地缺席，因为主教认为：“朋霍费尔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而不是教会的殉道者。”（167页）
朋霍费尔并非天生是个英雄。他的一位犹太亲戚在被解除市议员的职责后不久去世，经过上级牧师的劝阻，朋霍费尔妥协未去参加葬礼，事后对此后悔不已，“我现在一点都不了解自己。我怎么可以那么恐惧和害怕呢？这件事到现在还很可怕地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因为它正是那种无法重新再做好的事。我现在确切地知道，我应该将它做得不一样。”
是的，朋霍费尔确实不一样了，他成了带着假面跳舞的人——与魔鬼共舞。他会比他那些心不在焉的朋友行更标准的希特勒敬礼，“我们现在必须为其他的事受苦，而不是为了这个敬礼手势！”表面上他还是被国家盯梢的不准教书、演讲和写作的人；实际上他通过姐夫杜义南（后被军事法庭以谋刺国家元首罪名判处死刑）成为德国军方情报部门的信使，免除兵役义务并能在欧洲各地旅行；更深隐藏的是他成为德国内部一小撮图谋搜集证据，推翻纳粹政权的小集团成员。这与他线性的思维习惯和“神圣生活”的理想都相去甚远。或许是为了对付自己的窘境，他开始着手写下《伦理学》中那些断简残篇。
“我们的话不应该在原则上，而应该在具体上符合真相。一个不具体的真相，在上帝面前一点都不符合真相。所以‘说出真相’所代表的并不只是信念这种东西，它也是一种对事情的实际关系的正确认识和严肃思考的结果。一个人的生命关系越多样化，所谓的‘说出真相’对他就越具有责任和难度。”（182页）
“因为对耶稣而言，重要的并非新的伦理理想如何实现，也不是为了善良本身，他只是出于对真实人类的爱，而因此可以走入人类罪恶的团体里……耶稣从自己无私的爱和他的无罪中走出，而进入人类的罪中，将其罪揽在自己身上……想要脱离罪责的人，是在脱离担负罪愆者耶稣基督拯救的奥秘，他将无分于神的称义。他重视个人的无辜甚于该为人类负的责任，而看不到他正因此犯下无法拯救的罪……（164—165页）
这让我想起多年前孙毅长老讲道讲过的观点：基督徒的价值观不尽是不能做什么，更是应该做什么；那个财主不是因为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而失去亚伯拉罕温暖的怀抱，而是因了没有怜悯、慈爱和施舍（大意如此）。
“他重视个人的无辜甚于该为人类负的责任，而看不到他正因此犯下无法拯救的罪”。振聋发聩的声音，让我一则以惊喜，一则以惊惧。惊喜的是我突然发现，以往站在我面前的那个道德难题——如果纳粹问你犹太人藏在身边什么地方，你是撒谎不说实话还是说实话危及犹太人的生命——在此迎刃而解。若我视自己的无辜甚于一切，超过上帝爱人如己的诫命，那我就是犯下无法拯救的罪。套用保罗的话：我就是浑身干净得不沾一丝罪污，若没有爱，也于我无益。惊惧的也在于此；若我不肯为爱而牺牲自己，包括我的声誉、我的平安、我的良心就不是将自己完全摆放在祭坛上，而这些可能要比牺牲钱财、工作、前途甚至亲情要困难得多。问题是：我肯吗？上帝啊，我是否也常常“徒然洗手表明无辜”？

朋霍费尔很清楚，他选择了一条高风险的道路，不仅是生命的风险，而且是教义正确的风险，但他走了。他说：“在安全的路上没有通往和平的路。”（107页）这话也可理解成：在安全的路上没有通往平安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