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09年4月本刊邀请部分教会牧者在京召开了“中国家庭教会的属灵传承”神学研讨会。研讨期间各位牧者对所探讨的主题给予了很好的回应。本次会议部分牧者的主题发言经整理后发表在本期的神学思考栏目中。不过，除了主题发言之外，期间的自由讨论也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本期我们从多个讨论的主题中选择了两个主题与读者分享。美中不足的是由于自由讨论的时间有限，一些问题没有得到更充分的展开。我们希望这里的分享能够给以后更深入的讨论一些启发。本文是经录音整理而成，征得了发言者的审阅与许可。为突出所选主题，个别与会牧者的发言没有包括在内。
主题之一：背负十字架在当下的涵义
江登兴：叶弟兄你们这一代人的生命受老一辈人的影响估计会比较深，你们的生命，在下一代人的生命中能不能得到很好的传递？比如现在的80后、90后，他们信主了，在教会成长，请问从你们到下一代，这个生命的传承怎么样了？
叶弟兄：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上帝是永恒的神，他依然在工作，一代的工人过去，一代又来，上帝在每一个时代都兴起当时代的工人，我们所说的继承前辈的传统，指的还是前辈所持守的那核心，他们的奉献和为主受苦的心志，才是最基本的。有一些外在的活动，譬如年轻人生机活泼，自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果没有实质内涵，年轻人聚在一起跳啊、唱啊，很愉快，很爽，但是回去之后还是空荡荡的感觉，内心是空的。就像70年代，我们一群年轻人也喜欢一起出去唱歌，带着手风琴到海边尽情地唱，很快乐，但是一回到家里却很空虚。
游冠辉：关于苦难的问题，好几个人都提到。上午耕夫弟兄提到苦难的意义，叶弟兄也提到十字架。谈到苦难的时候，经常会有人说，我们现在的环境宽松了，没有那么多的苦难，就不走十字架的道路了。我们所处的时代与老一辈不一样。我们似乎没有像老一辈人那样遭遇那么多的苦难。的确，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我们更容易远离神，这也是一个挑战。其实，每个时代都有需要面对的环境和挑战，我们今天面对的挑战肯定和以前不一样，但是主耶稣说跟随他的，就要面对苦难，就要舍己。在今天的处境下，我们背负的十字架与前一代人有什么不同？
叶弟兄：有一次我曾经问我们的长辈，什么是十字架？其实十字架不仅是受苦的标志，更是一种得胜的记号，是一种超越苦难、超越死亡、超越环境和时代的记号，这位前辈说：“其实十字架是放下你自己，顺服上帝的旨意，就像耶稣所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参约12:24）不要效法这个世代，《罗马书》12章提到，“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12:1）一个是埋下去，一个是“献上去”，献给上帝，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做法。当寻求上帝在我们身上、在这个时代的心意是什么，很准确地去遵行。只有一个真正愿意把自己献上的人，才有可能去遵行上帝的旨意，一个不肯奉献自己的人怎么能去遵行上帝的旨意呢？所以，你必须是一个奉献的人，把自己摆上去，愿意去顺服上帝，放弃自己的意思、自己旧的习惯，愿意借着上帝的大能，使它死去，使它不再成为你的拦阻。主耶稣曾经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太11:28—30）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是背负着重担呢？倘若你的意思和上帝的意思发生冲突，你会觉得很难，很挣扎。什么时候放下自己的意思顺服上帝，这个轭就一定是轻省的。太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很大的拦阻。不仅与同工的关系，而且在整个服侍的过程中，自己往往就是一个最大的难处。十字架就像那位前辈提到的，把自己放下顺从神。在我自己的经历当中，我也觉得“自己”往往就是一个最大的拦阻。
方老师：我个人认为冠辉提到的这个问题很好，这就看今天国内的家庭教会，不论是传统的，还是新兴的，如何来解释十字架，如何来解释苦难，我很同意叶弟兄的见解。过去简单地把背十字架等同于受苦、受逼迫、关监牢，但是实际上在传统教会里面，受苦的话还不单单是受逼迫，也包括疾病、病痛和贫穷。如果你解释得不够严谨的话，传统教会一度曾把十字架解释为跟我不和，不如我意的。不如我愿的就是十字架，甚至我的妻子就是我的十字架，我的丈夫就是我的十字架，我的婆婆就是我的十字架，等等。我觉得这要很小心，对我们个人信仰来说，十字架蛮有意义的一个地方是舍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延伸到现在，对于80后、90后，他们要去怎样面对十字架，我们不需要给他们找一个十字架，他们还是要面对舍己的问题，明白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和遵行神的旨意。这个舍己在现代的处境里面有很多新的样式，不见得就是监牢，我个人在现代的知识分子中看到一些很好的例子。前几年，我碰到一个温州的弟兄，他在大学里教书，又是家庭教会一个重要的牧者，自己在大学里的一个实验室建设得非常好，并且是这个实验室的主任。原院长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对他很好，但是新换的院长对他发难，对他说，不能带领教会，不能传道，这是一个底线，如果你坚持那样做的话，现在正值换岗，我就把你换下来，你就不能再当实验室的主任。这对他来讲非常痛苦，因为实验室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在温州、在浙江都有很好的业绩，这个实验室主任的职位把他的工资待遇什么的都提上去了，因着这样的待遇，他还可以有钱买车，一旦失去实验室的职位，经济上、名誉上的损失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他非常挣扎，他心里面知道自己的底线，如果不让他信耶稣，不让他聚会，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还有一部分是不能放下，舍不得放下的，他就打电话给我，让我和他一起祷告。后来我就说，老一辈人背十字架，为主的缘故坐监受苦，也许我们要从这种模式中找到一种精神，那就是舍己，你现在面对这个关头，必须要做一个选择，后来他自己做了一个选择，把那个职位割舍掉了。
朱寻道：对十字架我个人有一些想法，不一定很成熟，但是可以分享出来。从基督来看，就是顺服天父的旨意，我死，他活，荣耀父神，舍己。一般人接受这个十字架，就是你死，我活，感谢赞美，但是我们应该继承的十字架，就是顺服天父的旨意，我死，他活，荣耀父神，这个他活是父的主权，不是自己的意思，有时候“他”不一定是你能看得到的，甚至是两代、三代以后的“他”。
计老师：我自己对这个问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我96年从国内到新加坡，当时有很多的挣扎和冲击。看到那边很多的教会的形态、牧师的生活，特别是那边的牧师、传道人，有汽车、房子、票子，从外在各个方面看，是很安逸舒服的，想到国内我们的处境，我很困惑，心想：这个怎么叫十字架的生活，这个怎么显出信心来呢？我原来的想法是十字架的生活就是一无所有，单单仰望神。旧的观念和新的看见上的张力，就让人产生很大的疑惑，自己的路该怎么走，到底什么才是十字架的道路？经过学习、思考，在和一些长者的对话过程中，慢慢明白，无论在什么处境下面，或是在国内苦难的环境中，或是在国外宽松的环境中，其实都一样，作为一个舍己的人，都是要舍己背十字架跟随耶稣。海外有海外要学习的功课，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好像国内的传道人在劳改农场，这才是十字架的道路，海外的就不是十字架的道路，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一个基本的核心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要舍己，当你对自己说不，对世界说不的时候，就是在走十字架的道路。
游冠辉：2005年我去美国加州伯克利。那是个非常自由的地方。我在那里受到很大的触动。我和伯克利第一长老会的主任牧师有一些交流。在他们教会旁边，有形形色色的教会，有的十分自由。其中有一个自由派的教会，我去参加过他们的礼拜。在他们的讲道中，神的话语是他们思想的注脚；在他们的崇拜中，我看到的是自我的崇拜。在加州这样的地方，你持守纯正的信仰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在中国，持守纯正的信仰相比之下要容易多了。虽然外部环境有一些压力，但是中国教会从老一辈人那里传承的信仰传统，与神之间很单纯的关系，似乎比较容易持守。但是对他们而言，信仰有那么多的诠释，而且大都是离奇古怪的，我觉得在那里做牧师比在中国做牧师要难得多。这个挑战太大了。在“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信仰”的环境中，面对各种泛滥的自由，如同性恋合法化，你持什么态度？我发现在他们那里，属灵的争战比我们这里还要激烈。我感觉到这完全是另一种十字架。我们以为在那里很舒坦，要什么有什么，但那里的牧者若真的要顺服神的旨意，面对的十字架一点不比我们的轻。所以，我们很难说谁的环境更难。神给每个时代、每个处境中的十字架是不同的，但都必须受苦，这一点是一样的。
江登兴：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又有一个补充，刚才叶弟兄讲，十字架和我们天然人的想法有冲突，面对这样的冲突，如果人因着神的爱的吸引，选择顺服神，他要付出代价。这里面有一个前提，其实他有条件不付代价，不一定是被逼着要付上代价，这里涉及到一个主动选择的顺服。十字架在这个时代另外一点就是对比和落差，可能对中国大陆的人来说，如果北京的弟兄姊妹到一个贫穷的民工群体里去服侍，可能这就是十字架；但一些人从海外来到中国，这种落差也是一个十字架。
叶弟兄：就像马利亚所做的，她把玉瓶打破将香膏浇在主的身上，犹大和众人都说：“怎么会这样浪费？”
游冠辉：昨天听杨伯伯的分享，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就是背负十字架的荣耀。有时候我们受一点苦，便非常自怜，觉得自己苦得不行了。从杨伯伯的见证中，我更多听到的不是苦难，而是得胜的喜乐和荣耀。神预先在我们身上工作，预备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承担将要面临的苦难。
主题之二：家庭教会和世界的关系
彼得：现在教会中有几个问题是比较重要的，其中一个就是如何从圣经的角度来对待世界？当时三自和家庭最重要的分界线是在这里，后来当我从三自教会出来以后，惊讶地发现在家庭教会的氛围中，甚至比三自教会更加以圣经的名义来肯定世界和世界的潮流，这是让我非常惊讶的，原来我们一直抵制三自教会的那些东西，在家庭教会中，特别是在城市家庭教会中却是相当被肯定的东西。
杨伯伯：譬如什么？
彼得：譬如说在三自教会中，某些领袖说神的国不在教会中，而在这世界的某个运动中，我知道这是错的。但是在某些家庭教会中也差不多有这样的立场，例如科学中有神的作为，这是正面的；社会的民主运动中有神的作为，这是神的恩典，虽然与三自的政治立场是不一样的，但是对世界的某种世俗潮流的肯定却是一样的。还有另外一些人所提倡的爱国主义，认为神通过福音让中国兴盛，这是神给中国的恩典。其实福音真正的价值不在这些运动里面。
方老师：我补充一下，也许你指的城市家庭教会是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不包括以前传统的城市教会。
彼得：对。我的感觉是这些家庭教会对王明道先生那个时候的教会并没有完全地传承，我觉得今天中国的城市教会越来越像北美教会，是一个与世界和平相处而不需要做抉择的状态，但是当时的家庭教会是需要做抉择的，如果今天的家庭教会要持守同样信念的话，仍要做出抉择。
方老师：产生这些现象，是不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了解中国家庭教会的本质是什么？还是说他们站在一个非三自的立场上来过教会的生活？
彼得：一个教会的传统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是圣经的核心，如果它不是圣经的核心，像杨伯伯说的，有一些传统我们是可以放下来的。但关键是，圣经中对世界的立场究竟是怎样的？我自己觉得中国教会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神学表达。像王明道先生这样的立场，无论是对是错，它是清晰的，神的国是超越的，神的国和这个世界是没有连续性的，它不是这个世界的作为发展到一个更大的地步而有的；神的国甚至也不产生基督徒自己的运动，类似的理解和表述是清晰的，你可以去批判他或者称赞他，但是对今天家庭教会来说，没有对世界的一个清晰表达——神的国和世界关系的清晰表达，如果否认三位一体，你可以说他错了，但是在面对世界这点上，大家很容易用“领受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来表述，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信仰问题，是一个神学告白的问题。
杨伯伯：我可能比你们看书看得少，你们图书要多些，就我看过的书来说，它们非常强调教会绝不要跟随世界，不要像北美一些教会那样迎合世界。其实好多神学观点，像十架神学、苦难神学等都是强调了入世而超世，乃是分别为圣，不是分离主义，否则苦难从哪里来？若是跟着世界走，就毫无苦难，像这一类的书很多。刚才你讲的，倒是很大的提醒，提醒中国家庭教会的危机，其实这一点我们本身应该看见才对，就是怎么样来解决这个危机？事实上现在有些教会，像北美的一些教会，左右逢源，好像很适应，他们本身没有觉得错，或许有人到他们中间去讲苦难神学，像我这么大年龄的人去讲。他们说：这是历史背景不同所造成的，因为他受苦了，所以讲苦难神学。他们没有考虑到我是在讲圣经，他们以为我受过苦了，所以才讲苦难神学。若是我们去讲分别为圣，他们说：“老思想！”这一类的教会很可惜的是他们忘记了圣经是如何教导的，他们没有去思考这个老年人所讲的是立足于他个人的经历和思想，还是立足于圣经的见识。若是他们把这个事件放在圣经的见识中，那么我想没有人敢不服神的话。
你讲的这个我很有感触，这个情况是城市家庭教会的危机，还可以说大一些。因为在某些农村或者小的城市，也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要和这个社区适应一点。这个观点的来源我们要知道一点，是因为中国人没有这么大的本事自己去研究一套神学伦理来，也没有那么多的资料。这个来源，可能是从外面来的，这是中国家庭教会要面临的问题。所以我很有这个感触，50年代还有王明道在那里喊，他虽然有他的缺点，譬如以前不承认三位一体啦，但是他在这一点作对了，对中国家庭教会起了作用。今天有哪些教会像王明道那样地喊？这就是你所说的问题。不是说没有这个声音，而是没有那么响亮吧。我看到的苦难神学、十架神学都是外面人写的，外面的人能写出这样的神学观点，而我们国内的家庭教会都没有像50年代王先生那样地喊，也包括一些老年的传道人，好多时候都有一种妥协的现象，这的确是中国家庭教会的危机，值得思考。就是在一些传道人的讲道当中，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底线，就是像王明道那样清清楚楚地告诉弟兄姊妹这是不能做的。但也有一些传道人底线讲得很清楚，这是我们基督徒绝对不能做的，但还有一些就讲得不那么清楚。你所说的是值得思考的，至少我们在座的要思考，可不能没有底线，上也行，下也行，左也行，右也行，要看圣灵的带领吧，他有他的领受，观点嘛，彼此尊重，没有明确的底线，如果这样带领信徒，你叫信徒何去何从呢？
游冠辉：我想回应一下彼得的问题。这的确是中国教会目前所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对世界的看法。到底圣经上对这个世界持什么样的态度？刚才彼得所念王明道的文章，和彼得在《教会》杂志发表的那篇文章所表达的观点是一样的：神的国不在这个世界。这一点我完全认同。但是，这句话的具体涵义还是不太明晰。这里涉及对末世论的看法。对末世论的看法会影响到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如果我们相信这个世界和将来的世界（天国）是完全断裂的，神会在将来造一个新天新地，而这个新天新地与今世毫无关联，那么我们在世上的唯一使命就是拯救灵魂。但是，如果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与将来的世界具有连续性，那么，我们会很在乎今天在世上的建造。我们在世上的生命见证是否只在于拯救灵魂？这个世界不管败坏成什么样子，堕落成什么样子，我们是否都不用去关心，我们的注意力完全只在彼岸世界？我认为，我们在这个世上“行公义，好怜悯”，这方面的生命见证虽然不具有救赎意义，但是却表达了神的心意，在天上是被纪念的，是存到永远的。彼得能不能更清晰地表达一下，你认为圣经对世界的态度是怎样的？
彼得：就像我不需要在教会里一个劲地告诉人去刷牙一样，那是一个日常的本分嘛，就像告诉人在日常要准时上班，这些不需要在教会里成为最重要的教导，从这个意义上说，基督徒在他日常的生活中每个位置有他基本的本分。他应当竭尽全力，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即使竭尽全力也做不到，因此我们需要的是赦免。但是在这个竭尽全力也做不到的地方，我们需要专注，也是根本的专注点，那是什么？其实价值不是平衡，而是衡量，衡量就肯定有高下，而不是平衡，在天平上一边放50公斤的砝码，另一边放50毫克的砝码，你不能指望他们是平衡的，因为他们的重量就不一样，所以涉及到价值，就不是平衡，而是衡量了，衡量就肯定有轻有重，那我是确信神的国和这个世界没有连续性，是在这个世界堕落到极点、恶贯满盈的地方，从神超然的作为开始，而不是从地上国度的连续性发展开始，我认为这比较符合圣经。但是这个问题讨论起来非常复杂，我愿意理一下思路，究竟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从我们观察到的现实的需要去讨论，还是从圣经对这个问题确切的解释出发去讨论？是从教会里已经有的相当学术性的神学性的发展来讨论，还是先越过这个问题直接回到圣经里面，对圣经里的一个一个词来分析，进行讨论？我看到今天有很多关于文化使命的讨论，我不愿意对它们说好或歹，主要的原因是我觉得那些讨论中解经的功夫不够，它们不是建立在解经上，而是建立在某种很直观的感受、需要上，这个你们能感受到的，我作为现今的牧者也能感受到。但我不想被那个驱使着来行动，我相信王明道在那个时候那么持守，是因为他在神学上有一个定见，他确信这个定见是来自圣经的，而不是他感受不到作为一个牧者，当时的潮流对他的裹挟，但是他能够拒绝这个裹挟，是因为他有立身之处。那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谈到的很多的话，都是在裹挟中的喧嚷，而不是建立在根基上的谈话，如果建立在根基上，我们就讨论根基好了，那个时候才有可以讨论的余地。所以我注意到这一部分讨论，大多数我之所以不愿意多去思考，就是里面没有多少对圣经的解释，不是基于这个，而是说，难道这个不是吗，难道不是这样人们才能接受我们吗？不应该被那个驱使着去行动，我自己也承认，目前在神学上我对世界和神的国之间的关系并不如王先生那样清晰，但我基本认同，在今天回答这个问题，应该用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方式来表达，我自己的思路应该像王先生那样，圣经里怎么谈论这些词，它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应当是这个思路，我能说的就是这些。
江登兴：福建有一个前辈基督徒叫许春草，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高度赞赏共产党的社会理想和政治理想，当时罗扬才邀请他加入共产党的时候，他说，“这是我应该慎重考虑的事情，虽然我很赞同你们的理想，但是我应当去求问我的神。”他经过一个月的祷告，最后一天得到神的指示，他回答罗扬才说：“你们的理想非常好，但是我的神不允许我加入。”很奇怪，他不是从神学的立场，而是从灵修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1949年以后他成为厦门市的政协委员，他的小舅子张圣才，对许说：“我很想念我在国外的外甥，现在国内环境这么好，想请外甥回来。”许回答说：“要留几口放生！”那是在54、55年，大家根本预料不到后来发生的事情。他的小舅子说：“你如果不请，我自己写信请他们回来！”但是许马上磨墨写信给孩子们说：“今后没有我的手令，任何人不准回中国大陆来！”大概是在反右运动中，作为政协委员，人家邀请他就中国的形势发表意见，他却不发言。后来人家私下里问他，你为什么不说话，他连这个问题也都不回答，只是用手指天，示意上帝不许他说话。他应该是60年代去世的，他去世之前，80多岁的时候，每天在走廊上步行10华里，等候天国降临！这个人是中国一个很独特的祷告的人，他没有被当时的政治潮流席卷而去，完全是从灵修的角度，在祷告中得到上帝的指引。他是一个很有社会使命感的人，但他走的道路非常独特。
我还想回应的是，您的谈话对我本人来说是一个很深的警戒，听了王明道先生的文章，我能感受到他对将来国度深切的盼望和确信。我要提醒我自己说，作为当代的基督徒，是不是过分重视对社会的参与，这个社会在我里面的位置是否超越了天国在我心里的位置。您的这个解经的角度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学习。
彼得：在耶稣的门徒中有两个人，和耶稣同住、同吃、同睡觉，我有的时候就很好奇，我常常想，那个利未真的能睡着吗？为什么我常常觉得他会睡不着呢？因为在他旁边就是腰上插着刀的奋锐党人西门。如果他们两人没有信主的话，利未正是西门渴望谋杀的人，因为奋锐党人比恨罗马人更恨顺服罗马人的犹奸。这些人都跟着耶稣一起睡，当奋锐党人西门打呼噜的时候，利未能睡着吗？我能够确认的是，他们两个在归入基督之后，放弃了自己在世界中的社会政治取向，而归入基督带进来的神国的工作中来，这个时候他们才能够真正跟随基督做门徒。不知你们感受到了没有，在教会中，三四十时年代的知识分子和二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就已经有了民族主义的冲突了。他们就因此拒绝我们所讲的基督教，他们认为我们是亲美的，而他们自己是反美的。无论是亲美的，还是反美的，除非超越这种世俗政治倾向的委身，要不然在教会里建立真理和灵里的合一都难。如果我们试图再把这个东西用圣经的名义神圣化，那可能就更麻烦了。我看到的奋锐党人西门和利未，他们并不是都放弃了自己的政治倾向，而是都放弃了自己的政治委身，而跟随基督，我确信是这样的。
孙老师：你的发言对我触动也比较大，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我当时是在50年代的话，我会做什么选择？当然，这是一个不可能有什么答案的问题，其实我想这个问题接近彼得刚才提出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刚才我们的讨论已经涉及到了属灵承传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教会和世界的关系。我想这是家庭教会非常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刚才彼得的回应里面，也提到不是我们基督徒个人在社会中怎么见证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提。现在主要是涉及到教会层面，我们应把教会的社会责任放在一个什么位置？它跟教会所追求的一个超越性的目标相比，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其实这是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刚才我很想问彼得，就现在我们所观察到的，比如说城市的家庭教会中，具体在哪一个方面，让我们感受到是在迎合这个世界？如果我们落实到某一个方面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个更好的提醒，提醒我们不要过于迎合这个世界。
彼得：作为一个群体，要防备的不是恶，而是善，不是坏东西，那个不需要防备，坏东西在任何一个共同体内，甚至在强盗共同体内，都是站不住脚的。群体要防备的是善，是我们看为好的东西，我们要给它一个限定，绝对不能超过这个限定，可能这个始终是我们要去关注的。至于我们要省察的是：除了神自己之外，我们以为都能体现出神的某些东西，我认为都值得一个个揪出来检讨，我自己觉得要防备善。
杨伯伯：防备的意思是什么？不去沾染呢，还是别的？
彼得：我的意思是要警惕它，因为它有可能不真的是善，它有可能是妄称神的名，它有可能是社会群体的私欲和自义。
杨伯伯：这个话呢，我觉得只有它一面的道理，圣经并没有叫我们不要防备恶，这是肯定的，而且，圣经对要防备恶，是非常强调的，不要做什么，那些禁令都是防备恶，但是圣经还有一些教导，好比“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那里面的“人”肯定不局限在教会，也包括教外的人，还有，像《腓立比书》所说的，这样的，那样的，有美名的，你们要思想，那个范围也不一定是局限在教会内部的，不过教牧思想却不是让我们去作为标准的，我们必须再回到圣经里头，因为圣经里有标准。我对防备不是很了解，你说怎么个防备法？
彼得：防备就是对所有的善划一个界限。
杨伯伯：是不是换一个说法，对所有的善加一个判断？
彼得：让我们不要盲目地跟从，也不要承认它，而是重新用圣经去评估它的界限，而不越过那个界限，众人以为美的事情，要去做，但是要“留心”去做，不要冲过去做。
杨伯伯：那就是有判断力了，我们有我们的标准，有我们的要求。